温州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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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办法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温州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办法
温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00号
《温州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赵一德
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温州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办法
第一条为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保障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市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未成年人医疗保险遵循下列原则:
（一）自愿参保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二）坚持广覆盖，重点保大病；
（三）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参保人员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
（四）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单独筹集、专款专用。
第三条温州市劳动保障部门主管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工作。
市、区教育部门负责学校、幼儿园学生儿童参加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组织工作。市区学校、幼儿园协同做好本校（园）学生儿童参加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组织动员、资格确认、缴费代办工作。
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所（站）具体负责辖区内其他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参保的组织动员和资格确认工作。
财政、地税部门负责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收缴工作和资金管理监督工作。
民政、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物价、审计、机关事务管理、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工作。
第四条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为：
（一）市区大中专院校（含技校）、中小学、幼儿园未满18周岁的在册学生儿童；
（二）市区非农户籍未满18周岁的非从业人员。
第五条已参加温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或者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子女统筹医疗的人员，不再参加未成年人医疗保险。
第六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可以选择参加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或者农村合作医疗，但不能同时参保，重复享受。
第七条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缴纳标准为每人每年130元，其中个人每年缴纳60元，财政每人每年补助70元。
持《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困难家庭救助证》、《温州市残疾人特困证》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未成年人以及孤儿，个人不缴费，其医疗保险费由财政全额补助。
已按规定缴纳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的，一个年度内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不再变动。
第八条个人缴纳和财政补助的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用于建立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符合医疗保险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和特殊病种、无赔付责任意外伤害的门诊医疗费用以及死亡补助。
第九条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财政补助部分，按照属地管理与行政隶属管理相结合原则，由市、区财政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别承担，由市财政按季度统一划入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当年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不足支付时，由市、区财政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别承担，由市财政统一划入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第十条学生儿童直接在就读学校或者就托幼儿园参保。学校、幼儿园协同做好学生儿童参保的资格确认、信息录入和保费代收工作，到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核定缴费标准后，向财政部门申报缴费。
其他未成年人由其父母或者监护人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的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所（站）领取并填写表格、确认资格后，持资格确认凭证到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核定缴费标准，再向地税部门申报缴费。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未成年人持户口簿和相关有效证件（明）经学校、幼儿园或者劳动保障所（站）初审后，到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其医疗保险费由财政全额补助。
第十一条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凭学校、幼儿园、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的缴费凭证，发放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卡。
第十二条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按年度缴纳。每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为缴费期。未成年人在规定时间内缴费后，即可从当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以下简称医保年度）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市区非农户籍新生儿可以在出生3个月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从缴费当月起享受医保年度剩余月份的医疗保险待遇。
第十三条参保人不按时缴纳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费的，即为中断缴费。中断缴费后再次参保的，缴费6个月后的第7个月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参保人在参保期内就业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在缴费当月即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或者农民工医疗保险待遇，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关系自动终止。
第十五条参保人在参保期内中（终）止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其所缴的医疗保险费不再退还。
第十六条参保人符合规定支付范围的住院医疗费按照医疗机构的不同等级设起付标准：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300元，二级医疗机构400元，三级医疗机构700元。
一个医保年度内设一次住院起付标准，参保人医保年度内多次住院且所住医疗机构级别高低不同的，按其住院医疗机构级别最高的一次计算起付标准。
第十七条参保人医保年度内符合规定支付范围的住院和特殊病门诊医疗费累计在起付标准（含）以下部分，由参保人个人自负；在起付标准以上至最高限额10万元（含）以下的部分，由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参保人个人自负20%；超过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不再支付。
第十八条参保人发生无赔付责任的意外伤害，其符合医疗保险规定支付范围的门诊医疗费，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个人自负20%。医保年度内最高限额为5000元。
第十九条参保人在参保期内，因疾病或者意外伤害死亡的，由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一次性给予每人1万元补助。
第二十条参保人按照本办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后，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
第二十一条下列特殊病种的门诊医疗费用列入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待遇标准视同住院：
（一）各类恶性肿瘤的治疗；
（二）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治疗；
（三）肾功能衰竭的腹膜透析、血液透析；
（四）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
（五）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
（六）血友病的治疗。
市劳动保障部门可以会同财政、卫生部门根据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提出特殊病种范围的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二条患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特殊病种的参保人需进行门诊治疗的，应当持医疗机构的医疗证明书等相关材料到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报手续并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第二十三条经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转外地治疗的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医疗费或者到外地探亲、度假期间因急病发生的住院、特殊病种门诊和发生无赔付责任的意外伤害门诊医疗费，参保人个人自负10%，再按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待遇支付。
第二十四条参保人因下列情形发生的医疗费，不属于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一）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及国家、省、市有关儿童用药、医疗服务项目等规定以外的医疗费用；
（二）未经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到非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到外地就医的医疗费用；
（三）在国外或者境外期间的医疗费用；
（四）因医疗事故及其他赔付责任发生的医疗费用；
（五）因违法犯罪、酗酒、斗殴、自杀、自残、吸毒等发生的医疗费用；
（六）其他按照规定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
第二十五条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用药范围、服务项目按照《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目录》和国家、省、市有关儿童用药和医疗服务项目政策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就医管理、服务监督、费用结算、责任追究，按照《温州市城镇医疗保险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未成年人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可以探索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十八条市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基金的实际运行情况，提出筹资标准和待遇水平的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九条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省有关政策对普通高校学生医疗保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市区大中专院校（含技校）、中学18周岁（含）以上的在册学生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法学方法的革命
——读梅因《古代法》所感
吴畏利
【摘 要】 梅因的《古代法》体现了历史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对立。“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固然经典，但得出这一论断所使用的历史的法学方法更值得重视。《古代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促使人们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法律，引领了一场法学方法的革命。
【关键词】 法学方法 历史法学 历史方法
法国大革命时期反对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的历史法学的兴起对当时人们思想所造成的冲击和震荡是巨大的。而在历史法学发展史上，1861年被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历史法学的扛鼎之作《古代法》便诞生在这一年。《古代法》被认为是英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亨利•梅因毕生工作中的一个宣言书，是关于雅利安民族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比较研究。从《古代法》中不难看出由梅因所奠基的英国历史法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们所运用的崭新的历史学方法。《古代法》一书的全名是《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观念的关系》，这表明它不仅仅是一部专门性的技术性法律史学著作，而是一部涉及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史论，尤其重视探究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历史法学派一反自然法学派就法理论法理的局限，而是通过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的演变来研究法律制度的变迁，以及法律变迁对社会历史演变的反作用。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极大的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提升了其理论阐释力，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历史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对立
17和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家都把理性看作是鉴别何谓理想的最完美的法律形式的指导。“他们所关注的乃是法律的目的和意图，而不是它的历史和发展过程。”［1］他们试图在某些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并且宣称这些原则乃是理性和正义的永恒要求。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当这次大革命未能实现其已经着手力图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实现的那些目标而不得不满足于部分成果时，整个欧洲已开始出现了某种反对大革命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前提的倾向。特别是在德国和英国，反对此次大革命先驱者所倡导的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运动相当得势。这两个国家抵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挠了人们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企图。立基于历史和传统的保守思想开始为人们所强调并广为宣传。“在法律和法哲学领域，这意味着对法律的历史和传统的强调，进而反对从思辩的角度建立自然法的企图。法律的历史得到彻底的研究，而法律改革者的热情则受到了阻碍。在这个时期，对形成法律的各种力量的科学研究，已然开始取代了对法律的理想性质、意图、和社会目标的理性探求。” [2]
不难看出，历史法学派的理论与古典自然法哲学家的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只要诉诸于人之理性，人民就能发现法律规则，并能制定成法典。历史法学派则厌恶制定法，强调理性不及的、植根于遥远过去传统之中的、几乎是神秘的“民族精神”观念。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处不在且无时不同的，而历史法学派却认为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古典自然法学是面向未来的，而历史法学则作为一种反对革命的理论面向过去。拿破仑的失败和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帝国王朝的“神圣同盟”就是其间的表现，而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就是这种反动在法学上的表现。
历史法学派也许是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历史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种关注历史的取向乃是19世纪法理学的特点。在当时，世界各国，尤其是德国与英国，都对原始社会和早期社会的法律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探究。学者们常常撰写一些详尽描述某个久远法律制度中较小细节的书籍。梅因的《古代法》便是书籍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梅因对原始社会和进步社会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超越了德国历史法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这些研究使他相信，纵观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在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在构建和管理人类社会方面，并不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一些政治、社会和法律形式会在似乎不同的外衣下重复出现，而且一旦它们重复出现，就会以一些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罗马封建制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与英国封建制极为相似，尽管它们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同和差异。注重“古今”对照，特别是将古罗马与英国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是《古代法》的一大特点。
二、“从身份到契约”的背后
在《古代法》中，梅因陈述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的法律进化的普遍规律之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前进是以不同速度完成的，有些社会在表面上是停止不前，但实际上并不是绝对停止不前，只要经过缜密研究这些社会所提供的各种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古代组织是在崩溃。但是不论前进的速度如何，变化是绝少受到反击或者倒退的，只有在吸收了完全从外国来的古代观念和习惯时，才偶尔发生显然停滞不前的现象。我们也不难看到：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项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究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什么关系。用以代替的关系就是‘契约’。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3]
据此，梅因得出了一个经常被人征引的结论，即“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身份乃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个人在这种状态中的位置并非出于他的意志，而且他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否弃这种状态。身份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在这种秩序中，群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个人都受家庭网络和群体关系的束缚。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状态逐渐地让位于一种基于契约之上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个人自由。根据梅因的观点，一种进步的文明，其标志乃是独立的、自由的和自决的个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而出现。
为了证明“从身份到契约”的论题，梅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厚的资料，这使得《古代法》成为了一幅展示早期社会法制状况的磅礴画卷。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是在《古代法》第五章的结尾部分，而以此为界，可以将《古代法》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从整体上介绍了早期社会的法制状况，第六章至第十章则展现了早期社会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
“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法律学制度从一部‘法典’开始，也随着它而结束。”[5]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位于《古代法》第一章“古代法典”的卷首，同时它也揭开了一部不朽之作的序幕。“法典”指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法律文献《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奠定了后世整个罗马法体系的基础。其关于法律诉讼程式的规定，法官和仲裁官的区分，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以及要式契约等的内容均对后世罗马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罗马法学家正是通过对《十二铜表法》进行解释和阐发而最终构建了罗马法律体系。我们可以将梅因也看作一位研究罗马法的专家，而以《十二铜表法》为中心的罗马法便成为了《古代法》成书的重要资料来源。而在“法典”时代之前，梅因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习惯法”时代。这就揭示出《古代法》中的“法”不仅包括法典，而且也包括习惯法。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章中，梅因就已经向古典自然法哲学发出了挑战，他说：“像‘古代法’或‘社会契约’之类，往往为一般人所爱好，很少有踏实地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的；这些理论不但使法律学以后各个阶段都受到其最真实和最大的影响，因而也就模糊了真题。”[6]总之，以早期社会的习惯法与法典的规定为论据，推导出“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断，进而通过对法律的历史和传统的强调，批判从思辩的非历史的角度建立理性主义的自然法，是《古代法》一书的主要思想脉络。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法律拟制”与第三章“自然法与衡平”中，梅因提出了关于早期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在习惯法阶段与法典化阶段之后，借助于拟制、衡平、立法等手段对古代严苛的法律进行修正的阶段。上述手段的采纳，乃旨在使法律同日益进步的社会相和谐。在第三章中，梅因简要回顾了“衡平”的发展史，并指出“万民法”的起源离不开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衡平”，“万民法”与“自然法”实现了接触与混合。
自然法究竟从何处来？带着这种疑问，梅因开始了第四章“自然法的现代史”的论述。他以法国为典型讲述了自然法的现代史，并在此章中提到了宗教，称宗教造成了“原始法律的僵硬性”，导致“社会在幼年时代要招惹到的另外一种危险。”而罗马法律受宗教的束缚、干扰较小，因此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通过对一些权威学者关于“自然”的学说进行批判的分析，梅因总结指出以自然状态的假设为基础的哲学是“历史方法”的劲敌。以自然法为立论基础，能够得出一些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推论，但事实情况与这些推论并不一定总是相符的。梅因通过探寻史实，举出了许多活生生的反例。总之第四章处处透露出这样一种命题：理论的假设与思辩经常与历史现实发生出入。
从全书的角度出发，第五章“原始社会与古代法”具有“总论”的地位。它以家族为中心，论述了家父权、宗亲、血亲、妇女的权利与义务、监护制度、奴隶制度等重要内容，呈现了一个以“身份”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并在章末提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命题。在本章中，梅因坚定了自己作为历史法学派杰出代表的学术立场。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与罗马学理有着同样的思想基础的各种法律学理论所主张的以人类产生之初的“自然状态”为立论基础的，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应当普遍遵守的自然法理论。二是虽与罗马学理有着同样的思想基础，但却又与众不同的两种著名理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边沁的历史理论，这两者都强调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对单个例子的孤立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过了头。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梅因都进行了批判，他似乎想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条更加合理的第三条道路。
从《古代法》的第六章到第十章，梅因向读者展现了早期社会的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可以将这五章看作《古代法》的“分论”部分。围绕“从身份到契约”这一思想内核，梅因论述了遗嘱继承的早期史，财产的早期史，契约的早期史以及侵权和犯罪的早期史。比如在第六章“遗嘱继承的早期史”中，梅因向读者介绍了遗嘱继承的几点发展趋势：一、继承人由严格限定为家族内部的成员到继承人范围的逐渐放宽；又强调继承人的身份到强调遗嘱人的个人意志。二、由口头遗嘱向书面遗嘱转变；立遗嘱的形式、程序也在由固定、单一向多样化发展。三、遗嘱人的权利得到了扩大和延伸：一方面，遗嘱由不可撤消到准许可以撤消；另一方面，遗嘱生效的时间由遗嘱做出时推迟到遗嘱人死亡时。再比如在第八章“财产的早期史”中，梅因着重阐述了“先占”的早期存在情况。“先占”是一个民法上的概念，而民法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但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因此，梅因认为：一些理论家对早期人类所有权状况的设想与假定很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梅因指出“真正古代的制度很可能是共同所有权而不是个别的所有权”。[7]由于深受自然法理论影响的罗马法律学认为“个人所有权是正常状态的所有权”，财产归个人所有才符合自然，才符合人的本性，并且这种罗马法思想遗传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往往给现在的读者造成了错误，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从以上的例证中不难看出梅因试图从中找到人类社会法制发展进化的普遍规律，这条规律就是他指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既然如此，在梅因看来，古典自然法哲学把不同时代法律的基本原则 都归结为相同的原始自然状态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是贯穿《古代法》全书的思想脉络。为了证明这一论断，梅因广泛采用了比较的、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其实，梅因的法律进化模式也许显得粗糙、简单，其研究视野也囿于历史和地域的局限而未能展开和深入，然而给后来法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以比较的、经验的和历史的手段审视不同民族的法律制度，最后得出法律发展的一般原理。梅因的这种研究方法，同当时实证主义的兴起是分不开的。但梅因并不像他的前辈，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人胡果“像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以及“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8]梅因并不否认理性的存在，他也承认在某一时代的不同法律制度中存在着某些相同的东西，他只是反对将不同时代法律制度的本质都归结为一种原初的理性。梅因不仅摆脱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庸俗怀疑论的束缚，而且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可以说，《古代法》一书的最大价值存在于“从身份到契约”经典论断背后的研究方法之中。
三、法学方法的革命
一部作品是否成为经典，要看它主题恒久的价值和本身可承受解释的张力。换言之，一部经典著作不同于平庸作品之处，就在于对原初的问题以新颖的论述做出了强调。梅因的《古代法》正是如此。从历史背景上看，梅因促使人们对形成法律的各种力量加以重视，而不是只服从于先验的自然法设想。十九世纪流行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人们看成唯一的理解法律的路径，梅因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偏颇和浅薄。对于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梅因指出“主权者的命令”的理论至少在法律产生时并不符合事实，并且它可以解释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与分析法学派坚持只研究实际执行的法律不同，研究法律历史的梅因仍然希望对“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作出回答。梅因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法律在过去的年代里究竟是如何发展的，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法律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梅因对于自然法的批判，实际上是“历史方法”产生的必然结果：既然过去是如此，我们据以做出判断的经验又只能来自过去，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和将来的法律不是如此呢？这应该是《古代法》成书的前提。
然而，梅因的不足也正好蕴含在他的伟大之中。无论梅因、奥斯丁还是卢梭，实际上都是法律的解释者。奥斯丁立论的基础是普通人对法律的态度，卢梭立足于“为什么法律应当遵守”的冥想，而梅因在《古代法》中却试图作出一个根本性的解释：历史是如此，现在即如此，将来也必如此。值得追问的是，历史果真如此吗？梅因并不是评判的标准。
在《古代法》中，梅因揭示了当时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有些甚至颠覆了人们惯有的观念。历史资料的丰富厚实是《古代法》得以立论的重要条件。可是仔细一想，还存在一些值得三思的地方：首先，历史资料是有限的，现存的资料是否足够对某一时代的法律加以研究并归结成一种简单的图式，值得怀疑；其次，以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眼光，绝对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全景。如福柯等被贴上“后现代”标签的大师对历史本身的反思得出了颠覆历史的结论。这种极端的观点虽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但至少可以肯定，梅因也只是历史的解释者，而不是历史本身。
梅因提出了法律发展的一般图式，其基础是《古代法》不只一次提到的人类社会的幼稚与成熟期。对理解《古代法》有帮助的是，梅因作为法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个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人类学家。“进化论”的历史方法蕴藏的风险不仅是理论上的偏见和独断，它和历史决定论的关系也显而易见。现代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对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反思，结论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悲剧并不仅仅来源于东方专制传统，而是内在于决定论本身。实际上，关于历史的“进步”，《古代法》中的一些观点也呈现出很大的张力。梅因对于历史的判断决不是离开了自然法，他的研究让人感觉出某些“历史的规律”，但由于历史并不能说明法律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的理由，自然法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样，梅因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离经叛道者。梅因也提到“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的一种普遍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那一个方向发展了。”[9]这正是进化论作为社会文化理论的致命之处；进化论不应当受到信念、理想这些上层建筑的决定，否则就难以自足，难以否弃超验的的观念达到纯粹。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梅因的理论，就不会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所谓《古代法》真正的复兴了历史研究方法并反驳了自然法，并不在于梅因发现了历史的研究的唯一正确途径，而是促使人们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法典，引领了一场法学方法的革命。而这，正是《古代法》成为经典的特征。
梅因在对古代“人法”的各个部分加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不难看出，作者在给出这一结论时是十分谨慎的。“从身份到契约”首先仅是对于“到此处为止”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描述，其次它也仅仅是就“进步社会的运动”而言的。梅因的这种谨慎态度是和他使用的历史方法分不开的。梅因可以对他所处时代之前的历史进行研究，但对其生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结就无能为力了。因此，读者不应该仅仅是沉醉于“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断，更要掌握法学研究的历史方法，沿着《古代法》的逻辑道进路向前推进。
参考书目：
[1]（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1.
[2]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1.
[3](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6.
[4](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7.
[5](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
[6](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
[7](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7.
[8](德)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98.
[9](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3.
财政部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监管的紧急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监管的紧急通知
2002年4月30日 财综〔2002〕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综〔2002〕13号）发布后，全国彩票市场管理得到进一步规范，但一些地方的彩票机构仍存在着违规行为，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彩票机构公然违反现行制度规定进行恶性竞争的事件。为维护彩票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持彩票业的健康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各种违规行为。现就加强彩票市场监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彩票机构所采用的彩票游戏规则及发行销售方式，必须报经财政部审核批准。未经财政部批准，彩票机构不得擅自更新和修改彩票游戏规则及发行销售方式。经财政部批准的游戏规则及发行销售方式正式面市前，彩票机构必须向财政部门报送具体实施方案，经财政部门核准后才能面市。全国统一采用的游戏规则和发行销售方式报财政部审核批准；部分地区采用的游戏规则和发行销售方式报有关地方省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
二、彩票上市销售前，彩票机构必须将有关彩票游戏规则、发行销售方式，以及具体实施方案向社会进行公告，并在公告中注明财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彩票机构停止某项游戏规则和发行销售方式时，也必须向社会公告，并在公告中注明财政部的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三、从2002年5月15日起停止实行保底奖金。所有设立奖池的彩票品种，必须按规定在2002年5月15日前取消奖金保底。省级彩票机构动用调节基金补充奖池，须报经省级财政部门批准；中央级彩票机构动用调节基金补充奖池，须报经财政部批准。经财政部门批准调入奖池的资金不得再调回调节基金。
四、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彩票市场的监管。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现行彩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切实履行好彩票市场监管职责，准确地把握和执行政策，坚决制止各种违规行为。对违反《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综〔2002〕13号）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进行恶性竞争和扰乱彩票市场秩序的行为，财政部门应予以坚决制止，并责令其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进行通报批评，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