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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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俄罗斯联邦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下简称“双方”）认识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对发展两国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领域互利合作的特殊重要性。
　　愿为之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合作。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为本协定之目的：
　　（一）“知识产权”一词是指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关于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定义。
　　（二）“工业产权”一词是指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斯德哥尔摩修订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一条所规定的定义。

　　第二条
　　一、双方将按照其各自的法律、法规和双方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对方的知识产权相互给予有效的保护。
　　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协定不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一国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团体在另一国境内将享有该国法律、法规给予其本国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团体的同样权利。
　　三、《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在双方生效时的中国国民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和俄罗斯联邦国民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尚未因保护期满而在对方进入公有领域的，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给予相互保护，直至使用作品的国家的国内法规定的保护期届满。

　　第三条　本协定旨在通过提供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双方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双方的合作包括：
　　（一）协调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并促进两国有关部门、组织之间签订科技、专利、商标以及版权等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具体协议；
　　（二）交流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信息；
　　（三）交流专利信息及其整理和应用方面的经验；
　　（四）交流经验，讨论工业产权项目的统一鉴定程序的可能性；
　　（五）培养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人员的专业技能，并交流该方面的经验；
　　（六）交流国际合作经验和各自参加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条约或协定的信息及其执行情况；
　　（七）定期交流两国间在经贸科技合作、特别是两国间在技术转让方面的信息，促进两国间技术转让的不断发展和扩大。
　　（八）举办包括知识产权项目的展览、研讨会、有关技术交流、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会议。
　　（九）相互商定的其它合作方式。

　　第四条　由双方主管部门签订的经济、工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不应违反本协定。

　　第五条
　　一、在两国相互转让技术的过程中，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法规，采取法律上的有效措施，使对方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团体在工业产权方面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加强在技术转让的管理和程序方面有关信息的交流和合作。
　　二、双方主管部门之间将就保护工业产权加强信息交流。一方主管部门收到另一方主管部门提供的侵权案件信息后，将依照本国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三、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采取包括刑事和行政措施在内的所有可能的手段，制止在其境内制作发行和从其境内出口到另一方境内的侵犯版权及邻接权和商标权利的制品。

　　第六条　如实施双边合作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的保密问题或转让保密性的信息，应在相应的合同或协定中规定保密条款。双方有关组织将按照各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合同或协定的规定履行其承担的保密义务。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俄罗斯联邦专利与商标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技术政策部分别为执行本协定的联络单位。
　　应一方请求，双方主管部门将协调各有关知识产权业务主管机构就执行本协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磋商。

　　第八条
　　一、本协定应自双方履行完毕本协定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并相互书面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十年，如任何一方均未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自动延长两年，并依此法顺延。
　　三、除双方另行商定外，本协定的终止不影响双方在本协定范围内进行的、终止时尚未完成的合作项目的执行。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
　　　　　　　钱　其　琛　　　　　　　　　　　　　　索斯科维茨
　　　　　　　（签　字）　　　　　　　　　　　　　　（签　字）
制约民行检察监督的几种原因

和 路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 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经过多年的宣传和准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经济形势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一个整合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需要得到法津规范的调整。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革，法津制度的滞后性导致司法审判工作，特别是民事经济审判工作常常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执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而民行检察工作顺应社会需要，较好的发挥了法律监督作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还存在许多的困境和问题，笔者认为，制约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1、立法缺陷是制约民行检察工作的主要原因：
我国法律设定民行检察制皮，这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权利配置的结果，同时更具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这种制度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造成其在实践中并来如立法者所希望的那样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一是司法不公现象仍很严重，法院及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二是在许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抗诉虽然改变了原审判决，但对当事人而言，命运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三是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久拖不决，超 时限现象严重。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这直接影响了 检察监督的效果。 2、认识分歧是民行检察工作的最大障碍；
对民行检察工作的认识分歧多年存在，两个最高司法机关更是多次公开沦战，但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的暧昧态度，使沦战成为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永无胜负。在此情况下法院系统对检察监督采取了限制．抵制的办法。最高法院凭借其“地利”优势．陆续颁布了单方面的司法解释，限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而各级法院更是对检察监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应该说，大多数法官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是认真的、重视的，但也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责难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触，知错不改。
3、诉讼外因索对民行检察监督有重要影响；
虽然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是由法律明确赋予的，而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有一定的强制效力。但其对法院审判工作仅仅是程序上的影响。就程序的影响力来看，检察监督的影响力是其他外部力量不可比拟的，但就实体方面的影响来看，检察监督的影响力有时要低于一些非诉讼因素，一是检察监督的影响力有时低于人情关系的影响力。二是检察监督的影响力低亍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三是检察监督的影响力低于权力的影响力。检察监督有时在与上述非诉讼力的干扰下无功而返，而有时又不得不借助这些非诉讼力量的支持。
4、民行检察工作自身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监督的效果。
检察机关的同志在分析制约民行检察发展削弱民行监督影响力的原因时往往对外部阻力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缺少反思。从实际情况看，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一、内部职责划分的机械性使民行检察工作力度 不足，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检察机关内部分工时，人为分割二者的联系，将对法官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职能赋予了渎职侵权检察部门，造成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软一手硬，导致独臂单拳，立足不稳，而最终结果是有软有硬，被动地受制于人；二、对监督内涵的错误理解造成民行检察工作发展失衡。多年来，在检察机关内部对民行检察工作的理解是，监督即是抗诉，抗诉即是监督。把抗诉作为民行检察工作的全部内容， 自上而下，把办理民行抗诉案件的办案数作为考核工作的唯一标准。直接造成 的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而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却并不认同。我们自己乃至于当事人都感到力度不够，难以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监督效果；三、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错误定位使民行检察工作越来越偏离了监督的轨道，一是工作方式不当，将刑事检察理念、工作方法带入民行检察，习惯于采用调查取证的方式去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举证责任原则，又与捡第机关的法律地位、监督职责不相符合；二是充当一力当事人的代理人的角色，绞尽脑汁替当事人找理由、寻证据，夸大其辞，甚至是无理狡辩；三是抗诉范围不规范，对抗诉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上过于宽泛，忽略案件的法律真实，刻意追寻案件的客观真实，以检察官之对法律、证据的理解和认识评价法官之自由裁量，在对法律的不同理解上与法官争高低，等等。其结果是将监督者的身份降低，淡化了监督的职能。四、民行检察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在对案件的认识上，存在对法律理解浮浅，对证据把握不准的问题，造成一些案件抗诉质量不高。 甚至抗诉错误，监督者的形象受损，使被监督者乃至社会对民行监督的权威性产生怀疑；五、抗诉案件中的人情案，关系案对监督影响力有较大负面影响。当审判公正出现问题时，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监督者的作用，对监督者也寄子了更高的期望。即使是个别的不公正也是社会所不能容忍，它对监督力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在思想上澄清对民行检察制度的认识，从法律上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有效性，用制度规范民行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靠质量树立民行检察工作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