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加强对监外就医、监外执行、假释、缓刑犯人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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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六号



　　2011年4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1年4月2日



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1989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４月３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9年３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7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11年4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直接选举若干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要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设区的市、盟辖旗、县、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内蒙古军区、人民解放军驻军选举产生。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所辖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以下简称旗县级）和苏木、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旗县级、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统一部署，分级组织，分别进行。
　　第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牧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第五条　旗、县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在市或者在其他市辖区内的，其所属机关、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参加本旗、县或者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驻地所在市或者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旗、县、市辖区所属企事业组织驻地在外旗、县或者邻近市辖区的，其职工只参加所属旗、县和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驻地所在旗、县或者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驻在苏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旗县级以下人民政府所属的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特殊需要的，可以同时参加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旗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自治区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选举出席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加驻地所在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列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本级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由上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八条　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选票、代表当选证书和选举委员会印章等，要使用蒙、汉两种文字。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九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旗县、苏木乡级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选举委员会受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自治区、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盟工作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旗县、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各级设立相应的选举机构，办理选举工作的具体事宜。上级选举机构指导下级选举机构的工作。
　　第十条　选举旗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自治区、设区的市设立选举机构，其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由十一人至十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
　　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由七人至十一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时，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第十一条　选举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
　　（三）确定选举日期；
　　（四）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主持投票选举；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登记当选代表，颁发代表当选通知书；
　　（七）总结选举工作并向上级选举机构报告；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十二条　各选区设选举工作小组，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由五至七人组成。
　　选举工作小组的任务：按选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训练工作人员，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进行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组织选民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选民投票选举，办理选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选举工作事宜。
　　第十三条　每一选区可划分若干选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各一人，负责组织选举活动。


第三章　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分配


　　第十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在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苏木、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办法，结合自治区的具体情况规定。
　　第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选举法的规定，以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人口统计数确定。
　　（一）自治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二）设区的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三）旗县级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苏木乡级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不足二千的苏木、乡、民族乡、镇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自治区代表名额可以增加百分之五。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旗、县、自治旗、苏木、乡、民族乡，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增加百分之五。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依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设区的市和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依法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依法由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出席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内蒙古军区、军分区、驻军团和团以上的领导机关确定。
　　第十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选举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四章　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八条　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蒙古族或者聚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所分配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必须依法保证。
　　（一）聚居境内的蒙古族或者其他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二）聚居境内的蒙古族或者其他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旗，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二分之一。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三）聚居境内的蒙古族或者其他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蒙古族或者其他同一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四）人口很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第十九条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二十条　本细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所规定的蒙古族和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比例，由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盟工作委员会审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一条　选区的划分本着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组织工作的原则，选区可以按居住区域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企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二条　选区的具体划分：
　　（一）选举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村、牧区以一个或者几个嘎查、村民委员会划分选区。苏木、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按分布情况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城镇以居民委员会或者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划分选区，人口较少的相邻居民委员会或者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可以联合划分选区；
　　（二）选举苏木、乡、民族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一个嘎查、村民委员会或者几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划分选区。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居民（嘎查、村民）委员会、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进行换届选举时，选区应分别划分。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四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后年满十八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人予以登记。对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选民，列入新迁入选区的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
　　第二十五条　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选民登记要做到合法、准确、不重、不漏、不错，保证选民依法行使选举权，防止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窃取选举权。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七条　各选区可以设立若干选民登记小组、选民登记站，采取登记选民和选民登记相结合办理登记。
　　（一）城镇、苏木、乡的居民、农牧民和个体工商业者，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旗县级人民武装部人员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登记；
　　（三）离、退休人员可以在户口所在地或者原工作单位所在地登记；
　　（四）流动人口中的选民，取得原居住地证明后，限时到指定选民登记站自行登记，过期不登记者，视为自动放弃选民资格；
　　（五）选民名单公布后至投票选举日前，恢复政治权利的人，可以补办登记手续。
　　第二十八条　下列人员应准予登记，行使选举权：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以上人员参加选举的方式，由执行监禁、拘役、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和选举委员会共同决定。
　　第二十九条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危害国家安全案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
　　第三十条　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申诉人。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参加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均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三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以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符合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选举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四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选民或者代表依法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和主席团不得调换或者增减。
　　代表候选人名单，用蒙文排列的以名字的字母为序；用汉文排列的，以姓名笔划为序。
　　第三十五条　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


第八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接受监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
　　第三十七条　选举委员会应当根据各选区选民分布状况，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选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
　　第三十八条　流动票箱应当由两名以上监票人负责。流动票箱的选票应当与投票站或者选举大会的选票同时开箱。
　　第三十九条　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也可以由选举委员会委托选区的选举工作小组主持。选举时应当公布选民人数、代表候选人名单和应选名额及投票注意事项，组织选民投票。正式代表候选人不得在本选区主持投票选举或者担任工作人员。
　　从规定的选举日起五日内为选举投票时间。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推迟选举的，须经上一级选举机构批准。
　　第四十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第四十一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
　　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自己信任的人代写。
　　第四十二条　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三条　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第四十四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五条　投票结束后，由选民或者代表推选的监票、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员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第四十六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旗县级和苏木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四十七条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选举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第四十八条　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九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四十九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五十条　罢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办法和程序，依照选举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苏木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苏木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第五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自治区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苏木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止，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三条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第五十四条　补选代表的办法和程序：
　　（一）补选因故出缺的代表，由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进行。
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大会主席团将补选代表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讨论，并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由代表大会进行补选；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补选。
　　补选旗县级或者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原选区进行。
　　（二）补选代表候选人的名额由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决定，可以多于补选代表名额，也可以同补选代表名额相等。
　　（三）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由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由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补选时应重新核对选民名单，对变动情况进行补正。
　　补选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应向选民介绍，在征得多数选民同意后，将补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
　　（四）补选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补选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票，始得当选。
　　补选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区全体选民过半数参加补选，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选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
　　（五）补选的代表，其任期到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届满为止。


第十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五条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依照选举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WTO与中国司法审判研究新动向
——“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于明

　　2000年6月26－30日，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中国—加拿大高级法官培训项目第五次联合研讨会及“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和加拿大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中加合作项目中方项目主任王世民、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方光成，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参赞诺恒立、中加合作项目加方项目执行机构主任海伦·杜蒙教授到会致词并做重要讲话。郑成思、赵维田、郭寿康教授，高级法官孙南申、陶凯元等十几位国内专家和学者以及十几位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和安大略省的大法官、律师在研讨会上发言，德国和欧盟也派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国家法官学院的其他领导、骨干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百余名资深法官参加了研讨会。与会的中外专家和法官就“WTO与司法机构”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
一、WTO的建立与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要追溯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之时，该协定脱胎于未获批准的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即1943年布里斯敦国际金融会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世界银行协定、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前两个文件即时生效，而ITO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几经坎坷，于1947年10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将其中第四章“贸易政策”抽出来，单独形成一个非经各国立法机关审批的政府间的临时性行政协议——GATT。它为WTO奠定了两个基本方向：1?满足了各国降低和消除货物关税以及1994年后服务贸易壁垒的要求；2?创设了义务性的规定，阻止或消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其他形式的障碍或壁垒（非关税壁垒）。从1948年至1994年，在GATT的主持下，共进行了8个回合的谈判，目的在于根据上述两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体制。早期的谈判仅关注关税问题，自1968年的《反倾销法案》后，非关税问题涌现出来，从1979年开始由六个《东京回合守则》加以扩展。1994年的第15轮谈判，即乌拉圭谈判达成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正式创立了WTO。在这一时期，WTO的基本要件和法律得以确立，这其中包括了WTO最重要的原则和协议，为今天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法律基础。加拿大多吉尔大学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欧盟代表弗兰兹·贾森、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对外贸易大学白树强教授等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WTO即法制经济，中国加入WTO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世带来的经济冲击不会一夜间到来，入世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将是法律的重新构建。
二、WTO规则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在介绍加拿大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情况时说，加拿大法院时常会受理有关执行GATT规则的案件，但是，在加拿大，国际条约不是自动生效，必须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当一部法律与GATT之间有冲突时，国内法优先；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认为，法院应当研究国际条约以便确定本国履行国际义务时有所帮助，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有几次加拿大事实上已经违背了GATT的义务，原因就是法院错误地适用了GATT规则，而没有适用本国法。德国律师葛毅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讨论，各种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主流的观点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准则如要在某国发生效力则必须将其融入到国内法；融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个案（具体）的方法，即要在某国生效的国际法准则，应当分别融入到该国国内法的体系中去，这种方法最能为各国接受，但是这种方法在融合国际惯例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各国为不断变化的国际惯例单独立法似乎又不太可能；二是一般的方法，即国际法规范无须更多的立法即可成为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直接适用），这种方法很适合于融合国际惯例，却很难融合国际条约；总之，任何形式的国际法要成为可适用的国内法，宪法通常是这种融合的媒体。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刘汉富博士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就适用法律而言，几乎所有WTO成员都坚持WTO规则在法院不具有直接适用力，这是“国际惯例”，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与我国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的做法不同，他认为WTO规则在中国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的理由有：1?国家主权问题；2?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的困难；3?GATT/WTO是政治性条约，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在不明其背景的条件下不宜直接适用；4?WTO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法院管辖属程序不当；他强调对WTO在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立法机关应当进行立法控制，这不仅仅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的程序问题，而是实质性的立法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四次革命，从国际法理论上看，执行国际条约应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二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南申在发言中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目前没有直接适用WTO规则的案例，中国入世后，中国法院必须恪守WTO规则，按WTO规则办案；但是WTO规则的适用有其复杂性，他认为中国法院按现有的审判模式，对WTO规则不会大量直接适用，对法律适用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或司法解释以指导对WTO规则的适用，在涉外个案处理上应采取对等原则。
三、TRIPS与司法审判
　　关于TRIPS的要求与中国有关立法的差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教授认为，我国入世谈判的障碍不在知识产权，而在服务贸易，但是，入世后还有一些知识产权问题需要解决，WTO在争端解决机制、最惠国待遇、保护范围及执法程序等方面均超出TRIPS的规定，而TRIPS的规定从反面体现出我国民法的不规范性，民法的某些规定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如关于“即发侵权”的认定，民法通则关于构成侵权的四个要件中的“实际损害”，就不能适用于即发侵权的情况，知识产权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与有形物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以“赔偿责任”代替侵权责任的全部，有的被侵权人可能只诉求侵权人停止生产、查封生产线及销毁侵权物就够了；还有的被侵权人在诉讼中往往将“物上请求权‘（认定权利归属、停止侵权等）与”债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一并提出，如果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仅将精力放在”债权请求“上就不可能真正制止侵权的发生。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陈锦川则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达到了TRIPS的要求，主要差距是对国内行政决定能否进行司法审查以及TRIPS所要求的简洁救济程序方面。加拿大律师柯沃克介绍说，加拿大和英国的情况基本相同，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优于TRIPS协议，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TRIPS是国内司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蒋志培在讨论中做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知识产权界对TRIPS的检讨，应立足于达到TRIPS的最底保护标准，这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TRIPS的“补偿原则”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得到广泛采用；要充分发挥现有的法律体制，不必为知识产权保护另立一套法律机制，比如，TRIPS中有关司法当局执法的“禁令”的规定，这是美国人的做法，中国没有必要同美国一样也叫“禁令”才算有了禁令性的法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足以解决“禁令”涉及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历来主张利用中国现有的法律进行知识产权审判，不要否定现行的立法；要正确概括和理解现行立法与TRIPS的关系，责任问题，如民事责任问题、归则原则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请求权类似于物权上的请求权，不以过错为前提等。
四、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司法审判
　　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到本世纪70年代才被人们独立分列成为单独的部门，而且，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到90年代，服务业已经占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60％，美国则达到70％以上，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已占到25—30％的份额。服务是一个内容十分庞杂的概念，很难对其下一个抽象的定义，据美国统计，服务的门类达150个。我国国家统计局将其列为“第三产业”计24个门类。诸如，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电讯服务、建筑服务、旅游业等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理查德·詹达在介绍中国入世谈判中的情况时说，或许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突破是中国对电讯和金融服务实质性自由化承诺的接受。然而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了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情况：1982年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对“三资”企业在中国的设立和经营做了具体的规定；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法，该法在整体上符合了关贸总协定和当时即将形成与生效的WTO的宗旨和主要原则。此外中国还先后实施了一系列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如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民用航空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中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现状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除对外贸易法对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做了较为综合的规定外，其他立法多局限于对商业服务提供方式方面的规定。因此，加强对外贸易方面的立法是迎接挑战的当务之急。与司法审判问题有关的是，GATS并不要求各成员方同时建立司法、仲裁和行政三种审查机构来审查本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从机构设置上，中国表面上已经具备了GATS所要求的审查机构条件，但是，具体到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有关管辖范围的规定上，司法和仲裁都难以依据这两个法律对GATS所指的“行政决定”进行有效管辖，因为GATS并未对行政决定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还是“针对具体服务贸易提供者”作出区分，将大量有关服务贸易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排除在法院管辖之外，这可能会成为GATS其他成员方提出异议的问题之一。另外，服务贸易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商业的存在与自然的流动，可能使法院的内国司法权落空，这是各国司法都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国际货物贸易及法院审理涉外交易纠纷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最高法院高级法官王王允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官詹姆斯·法利分别介绍了本国情况。
五、WTO与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WTO各项规则（协议）得以实施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没有司法审查允，WTO的很多规定将是空中楼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认为，WTO的宗旨是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壁垒，WTO规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是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的，这些规则如果没有一个保障机制就无法保障各成员政府履行义务，司法审查和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是国内外保证WTO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根据WTO的要求，首先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审查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1980年前《中外合作企业税法》就已经规定，外国经济组织可就政府纳税提起行政诉讼，而后，在全国普通法院中设立的行政审判庭行使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要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中国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外评论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司法审查程序法；三是必须给予当事人司法请求的权利。中国在权利的保护方面从制度安排上是非常周密的，国外这方面的保护一般尚处于对“权”的保护上，我们对“利”的保护已经超出国外的水平，在审理“不作为”问题上更是比外国做得好，达到了WTO的要求。当然，加入WTO，仍有必要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包括通过行政诉讼取消不适当的行政终局决定权；通过国内立法迅速解决WTO规则的适用问题，有人认为，WTO规则可以直接适用，有一定的法律根据，在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上是可以优先适用WTO规则，但对行政实体法方面的直接适用有推敲的余地，应有所保留。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基本符合WTO的要求，没有必要做大的调整，有人认为，WTO要求司法当局发布“临时禁令”就要改变现有的立法体制，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我国的法律与美国的不同，不能简单的套用，司法当局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司法机关，有的行政执法机关也可能是WTO所指的司法当局，WTO的基本原则不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现有体制和现政为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
六、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司法审判
　　由GATT的第22、23条规定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习惯规则，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颇具国际经济法特色的国际司法体制——WTO附件2《管理解决争端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社科院法学所赵维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人认为GATT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是“没有牙的老虎”是不对的，从GATT处理的200余件案例来看，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和解释的作用功不可没，而且，GATT的协议管辖也不是完全没有执行力的，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革命，是夸大其辞的；关于国际法的效力，通常制定规则只对制定法的国家具有约束力，而对习惯法国家则没有约束力，但是国际惯例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原国际法上有一个原则，既国家不被起诉，因此GATT的协议管辖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守，现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反向适用，主权国家可以被起诉，应该说是国际法的一个进步；尽管如此，该争端解决机制仍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其裁决缺少透明度；二是其上诉机关没有驳回重审权；WTO争端解决机制只相当于一种国际贸易法院或法庭的性质，专家组成上诉机关只能依WTO所含各协议的规定裁决，而不象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可以适用的法律非常广泛，甚至可以是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绝非是可适用一般国际法或国内法的司法机构。加拿大安大略省詹姆斯·法利大法官发言说，WTO是政府的机制，个人并不参与其中，两个私人的争议是到不了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在加拿大的一个美国制药公司向法院起诉加拿大某药品公司，原告试图引用WTO的有关规定，加拿大法院认为不能适用WTO规则，因为加拿大法律完备，应适用加拿大法，因此原告败诉，但原告是美国的公司，该公司提请美国政府干预，使该案成为政府间的争议，到了DSB后才适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每个国家应自己作出努力来解决对WTO的实施问题，而不能指望WTO来解决全球的所有贸易问题。
七、WTO千年回合可能涉及到的问题
　　WTO之外将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涉及到的问题有：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劳工标准及电子商务等，上述问题在WTO中不完全是新问题，有的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系统化完善。国家工商总局的孔祥俊博士介绍了与WTO相关的贸易与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情况，近年来，特别是近2、3年来，竞争政策在WTO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竞争政策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重要工具，随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渐的不再成为突出的贸易障碍，私人的反竞争行为有取而代之的倾向，正在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对于跨国的反竞争和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也需要从竞争政策的角度重新进行衡量。而作为国内法的竞争法，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国内法，竞争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近年来为保护其公民和经营者，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扩展其法律的管辖范围，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案件具有国际成分；竞争执法的双边合作也在逐渐加强，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已签署和实施竞争执法合作协作，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开始签定竞争执法的协议，如美国与巴西不久前就签定了此类协议。对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应当采取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并举的方式，行政机关应当享有调查权和行政处罚权，有权代表受害的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在垄断案件的司法审查上应当规定法院的专属管辖和较高的审级。多伦多律师阿姆斯特朗和人民大学的龙翼飞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千年回合中关于劳工、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劳工权利和国际贸易协定之间的联系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劳工标准是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贸易上的“比较优势”，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际流动劳动者享受所在国平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解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保险服务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双边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向我国提出双边劳工待遇问题。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和改革，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投入和经营管理将是中国入世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八、WTO与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
　　加入WTO对中国的司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是正常司法程序的体现，对人大负责，是对法律、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的负责，人大的监督应是抽象的、事后的、法律的监督，个案监督可能降低人大的地位、损害人大的权威；从程序上看，也无法为人大个案监督设计一个适宜的程序，司法公正要靠司法部门自己解决，关键是是否有公正的程序；关于行政解决纠纷，司法审查应是最终的裁决；司法部门不能事事成为配合政府的职能机构，对地方政府的摊派行为，法院不能去强制执行，“保驾护航“的提法值得商榷；司法独立不仅是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也应包括在内，领导把关现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从长远上看不合适，法官之上还有法官，何谈司法独立；审判委员会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法官素质普遍提高的今天，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的职能值得推敲，当事人无法参加审判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按公正程序的要求审判委员会也无法使公开、回避等制度得到实现，对案件处理结果的集体负责制更使错案追究制落空，长此以往，将恶性循环；要维护司法的权威性，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一个案件反复审理，没有终局，严重的侵犯了司法的权威性，也严重的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要改变司法权严重割裂的现象，应强调法院垂直领导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法官的素质，进一步强化法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培训也应是当前法院改革的重要工作。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在研讨会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曹建明院长认为，此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与会中外专家学者深入而广泛地就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问题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司法审判的影响，进行了有前瞻性的交流和研讨，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意义深远。就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问题，曹建明院长强调指出，目前，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和研究如下问题：第一，关于WTO规则在法院的适用问题。中国加入WTO后，将按WTO规则办事，这是WTO成员方应尽的义务，在法律适用方面，入世对我国经济法制的影响体现为国内法院和行政机关如何确保WTO规则在国内得以实施，对中国的法院审判工作而言，需要研究的实质问题是WTO规则如何在法院适用以及哪些具体的实质问题是WTO规则可能会影响到法院的审判，要充分借鉴各国法院的经验，也要根据我国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原则，同时，要根据WTO规则抓紧完善我国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关于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WTO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机会，除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了对进口方当局反倾销裁决提供司法审查、TRIPS协定中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程序外，GATT第10条还规定，各成员方应在保留后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裁判程序，以便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核查和纠正，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司法审查已有规定，但还不完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司法审查已成为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第三，关于透明度问题。透明度是WTO的又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成员方必须公布其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从1991年开始，我国已经逐步做到了对外公布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但是，应当注意到，WTO对司法裁决也有透明度的要求，例如，TRIPS要求各成员方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条例、以及普遍适用的终审判决和终局行政裁决，都应具有透明度，实施和遵守透明度原则，有利于我国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第四，关于法律、法规适用的统一性问题。WTO各成员方应将外经贸法律法规制度统一适用于其关税领土内，问题在于如何建立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我们承诺在整个中国关税领土内统一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对中国的法院而言，要注意解决一些通过地方立法、执法和司法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现在一些地方通过法律并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对外地产品（比如汽车）加以歧视（比如征收较高的税，或干脆不给上牌照），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我国企业、外国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不解决，国民待遇原则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在法院的审判中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适用。第五，关于培养熟悉国际法、熟悉WTO的法官问题。WTO内容十分庞杂，我国这方面的人才也十分紧缺，不仅我国外经贸部门、企业和单位亟需专门人才，而且，我们法院系统也亟需熟悉国际法、熟悉国际经济法和WTO的专门人才，我们要高度重视WTO人才的培养，真正拥有一支懂国际经济贸易，懂得WTO的法律人才队伍，这是中国改革的需要，也是21世纪法官队伍建设的需要。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