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防洪保安和重点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征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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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以规范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现笔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公司纠纷中有实体权利却无相应程序回应? 虽有司法救济但适用程序错位等问题，在坚持能动司法理念的基础上，契合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工作，分析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理论可行性及现实必要性，并提出具体程序之设计。
一、实践困惑：公司纠纷救济程序缺失或错位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自行救济不力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更大限度的自治权利，但由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却由公司的权力机构负责。在公司自治过程中，一旦各参与人之间以及内部各机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且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公司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就可能失灵，自行救济不力，形成公司自治僵局。
诸多实体权利缺乏相应司法救济程序回应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总体上应保持协调一致，赋予实体权利的同时，应保证相应的诉讼或非讼程序予以救济，否则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可能落空。但公司法在赋予公司法律关系各主体实体权利的同时，民事诉讼法却没有在 2007 年修订时作出呼应。虽然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股东可要求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履行变更登记等权利作出了规定，加大了司法介入力度，以弥补公司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足，但面对大量的公司纠纷，如对股东会召集、高管解任、异议股东回购的股价确认等问题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司法救济手段力不从心。
单一诉讼程序应对复杂纠纷导致程序错位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迅捷，对于公司而言效率是第一位的。但当前的公司纠纷诉讼中，除破产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公司强制清算纠纷为特别程序外，其余公司诉讼都是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审理。 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和传统民商事纠纷相比，由于公司的主体地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三者之间经常发生重叠、交叉、制约和混同，当事人制度、诉讼标的、既判力等均有特殊性，[1]在公司诉讼纠纷中其诉请的内容也相对多元，包括诉请作为的如提供会计资料供查阅，诉请不作为的如停止侵犯知情权等。 在制作这类案件的判决书主文时，判决内容无先例可循，不仅要合理确定当事人的义务，还要考虑判决的可执行性，如何作出科学、恰当且无歧义的表述非常困难。[2]
二、理论依托：域外经验与本土国情之结合
域外经验：程序二元分离适用与相互交融的趋势从世界各国现行有关程序制度的分类和设置来看，最为基本的立法规定形式标准无外乎有两个：[3]一是根据审理事件的性质，即案件是否涉及民事权益之争，是诉讼事件还是非讼事件。 二是根据审理的方式、形式，即案件的审理程序是否采用通常的全部程式、形式和方式。在这两个标准中，前者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构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民事诉讼制度分为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两大类型，即程序二元分离适用论。 非讼制度以及公司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如日本、德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对公司非诉纠纷的处理及程序有较为成熟的立法成果与经验。后者是为了适应解决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民事诉讼程序又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略式程序。随着民事纠纷的形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以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逐渐出现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交融趋势，并形成了所谓的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论，许多国家在立法上也逐渐认可了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交错适用。
本土国情：能动司法与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
笔者认为，在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 针对大量的公司纠纷，能动司法和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正是构建公司略式程序的现实动因。
1.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之边界
在我国，坚持能动司法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是司法工作应遵循的运行规律。在公司纠纷中，虽然尊重公司自治是基本价值取向，但公司毕竟没有解决问题的最终权威，所以必须设置有效的外部调节机制，以弥补公司内部运作系统的缺陷。当公司僵局出现时，国家用外部力量介入的主要路径之一是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发动司法救济，从而通过司法介入破解公司治理的僵局。 因此，司法能动介入是必然选择，有利于减少摩擦、促成合作、解决纷争以及约束主体行为。 问题是如何把握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的边界。 笔者认为，公司法属于私法，首先应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司法不能任意加以干预。 惟有公司内部救济用尽时，司法介入才是必要。 同时，司法干预可分为程序性干预和实体性干预，一般而言，法院尽可能不启动实体性干预。如在公司股东会未对股利分配作出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诉求应当是请求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事宜，而不能是请求法院判决利润分配，替代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法院的司法活动应当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即法院的任务是告知或者帮助当事人启动该项内部救济程序，而非直接帮助当事人安排权利义务。 法院只在例外情形下才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权利义务的具体安排——进行实体性干预。 这种例外情形通常是公司内部自治失效，公司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平。[4]
2.能动司法在公司纠纷中的具体体现
公司诉讼是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因公司相关利益主体违反公司法律关系中特定的权利义务而引发的适用特殊程序的民事诉讼。[5]当前的公司诉讼是通过裁决纠纷、平息矛盾为公司运行扫除障碍的事后型、间接型作用机制。 对于许多公司纠纷是否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存在很大争议。以股东请求分配利润为例，有的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的法院则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对利润分配进行表决，还有的法院根据公司可分配利润与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判令公司履行有关支付义务。[6]由于司法介入过于被动，导致大量的公司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因此，在公司纠纷中强调能动司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略式程序，扩大当事人权利的可诉性范围，统一公司纠纷的裁判程序及裁判尺度，凸显司法机制对公司自治的干预。 如果一般诉讼程序保障公司运作不过是出于法院裁判民商事纠纷的天然职责，那么，以特别程序提前介入则更充分体现了法院对公司运作的积极司法支持。[7]因此，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由司法直接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前介入公司纠纷，能够迅速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公司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是能动司法理念在化解公司矛盾中的具体体现。 但该略式程序并不以公司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争执的裁判为目标，主要体现为程序性干预，即帮助当事人或强制公司启动内部救济程序。
3.社会矛盾化解之现实需求
当前对于公司矛盾的化解主要依靠公司内部机制的治理和自我调节，但一旦公司内部运转出现问题，内部机制往往救济不力，公司陷入僵局，需要司法能动介入。通过设计简便的程序规则，使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因确定而简化，也使法院既能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又能保证司法公正。 因此，可在选择性借鉴和吸收国外非讼程序处理公司纠纷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特殊性，结合我国的国情及特别程序的规定，构筑本土化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 笔者认为，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虽然都是需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都是司法救济手段，但“非讼”从一般字义理解为“不是诉讼”或“没有诉讼”，且我国目前并没有按程序二元法理将民事诉讼程序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但对于特别程序已有规定。 而略式程序是为了适应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程序，在当前普通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需要而特别设立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更符合我国的诉讼程序划分标准。
三、制度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设计
民事诉讼作为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实现公平与正义是其永恒的追求与最高价值目标，但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考虑时间、费用等成本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试图在司法的正确处理与诉讼成本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努力为各类纠纷设置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1.模式 。 虽然理论界对我国公司纠纷建构非讼程序或特别程序提出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即当事人申请启动非诉程序或略式程序后，由法院依据职权控制程序的推进、证据的调查收集及实体处理。 但笔者认为应采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之模式，其中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在：由当事人申请来启动程序，当事人可以申请撤回，也可以自认或和解、终结诉讼等等。 因为略式程序主要是解决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所拥有的合法的、 没有争议的权利是否符合行使条件，因此，对于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如股东知情权，在股东提出申请后，当然也可以与公司自行和解，也可以放弃；至于确认公司的某种状态，如公司是否应予解散，如果公司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经营期限而使公司继续存续而避免解散，申请解散的股东当然可以撤回申请；对于是否应予清算，如股东已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申请人当然也可以撤回清算申请，不申请撤回的，法院可裁定终结强制清算。 职权主义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运行采职权运行主义，即为防止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率，一旦受理后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程序事项的处理及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等，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法院可以依职权加以收集和调查，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
2.适用范围。 第一，适用前提。 笔者认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有二个前提条件：一是对申请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无争议，仅是请求行使权利，或是要求确认公司某种状态如公司解散?清算的出现；如对权利有争议，则需要另行通过诉讼程序来确权。二是已经穷尽内部救济程序。目的之一是为了尊重司法自治，避免司法介入不当，二是为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具体范围。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享有无争议的权利，但行使需要其他主体协助，在穷尽内部救济仍无法解决的，或者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某种状态影响公司存续而需要确认等，可申请通过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寻求司法救济。具体范围包括：股东知情权、股东表决权、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之权利、 股东请求公司决定分配股利或公司剩余财产之权利、 股东优先认缴出资权、股东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或股票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在股东名册中记载为公司股东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之权利、 股东要求公司任免或解除高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存在或撤销公司决议之权利、 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中股价评估申请之权利、 公司要求股东或高管履行公司法所规定的相应义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解散之权利（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除外）、公司清算等等。
3.管辖。 虽然公司纠纷中涉及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较多，但由于公司特别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时效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公司纠纷纳入专属管辖范畴，规定由公司住所地的基层法院对公司纠纷的第一审案件行使专属管辖权。
4.立案受理。 我国现行的受理案件审查程序实行实质审查制，不仅要审查其起诉要件，而且要部分地审查诉讼的实质要件即审判要件，包括原告的主体资格、法院的管辖权限、法院的受案范围，立案审理程序过于严格。 对于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应采取宽进严出的规则，属于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的可适用登记立案制，[9]即只要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形式审查即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
5.审判组织。 在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中，对于审判组织的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特别程序的审判组织的相关规定，除重大疑难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外，对于一般的纠纷，以独任审判为原则，如登记事项的确认、股东会召集权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等等。
6.程序。 经当事人申请法院登记立案后，进入略式程序。如果当事人所请求事项清楚明确，则无须公开开庭审理，经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如需要核实权利是否无争议?某种状态出现的条件是否具备等，可以给予被申请方异议期间，并根据需要召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举证听证。 如有必要，可决定进行开庭审理。 一般情形下，由申请人就其请求权的存在?公司某种状态的出现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或某种状态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有必要，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
7.裁判。 裁判方式：第一，略式程序一律适用裁定。第二，请求事项获得支持的，根据裁定发出强制令。 如股东申请召开股东会的请求经法院审查符合召集条件的，则裁定发出强制令，强制公司于规定期限内召开股东会。 第三，请求事项未获支持的，裁定驳回。[10]同时，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赋予上诉权。 一般情况下，基于公司纠纷案件的性质及略式程序的特征，在审级上实行一审终审制。 但如果裁定不当或后来发生情势变更，则申请人或公司均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撤销或变更原裁定。 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发出强制令时申请人具备股东资格，但嗣后股东已转让股权丧失股东资格的，则公司可以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原裁定。 又如对要求召集股东会分配股利纠纷，如因公司提出不分配股利有正当理由而被裁定驳回，但后来当情势发生变更，分配股利的条件已成就时，申请人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重新作出裁定。 但对于某些案件，如因被申请人提出请求权基础不存在或某种状态不存在而被驳回申请的，则应赋予上诉权，同时行使释明权，告知申请人可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确权。
8.救济措施。 经略式程序审理后，或裁定作出强制令；或驳回申请。 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通过上诉或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但实践中可以预测，法院作出强制令后公司或股东不愿执行强制令的不在少数，该如何救济？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公司拒绝提供账册?原始凭证的，股东请求分配利润而被拒绝的，公司拒绝办理变更登记或出具出资证明的，公司拒绝召集股东会的等，笔者认为，申请人可再次提出申请，法院可据此直接作出裁定，强制变更公司登记，撤销股东决议；对于法院无法直接裁定强制执行的，则申请人可据此要求退股或公司解散。



注释: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1]傅郁林：“建构公司法特别程序的初步思路”，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2] “‘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 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3]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4—545 页。
[4]蒋大兴、金剑锋：“论公司法的私法品格——检视司法的立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5]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 页。
[6]“‘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年 3 月 25 日访问。
[7]赵蕾：“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第二条道路——公司特别诉讼的基本程序”，载 《法学论坛》2011 年第 1期。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7 页。
[9]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7—338 页。
[10]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8 页。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
根据刑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适用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理解


2001年7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由此，行政执法人员既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中从事执法的人员，也包括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从事执法的人员，同时还包括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执法、受行政机关聘用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该罪主体一般为负责查处某种行政违法案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及案件承办人员，如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机关的工作人员。


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主体身份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关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我们认为需要具体分析。公安机关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治安、交通、消防、户籍、特种行业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权，又是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履行刑事司法的职能。因此，判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的关键，需要考察行为人行使的是行政执法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如果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反之，如果行使的是刑事司法权，则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争议的焦点之二，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认定。根据党章规定，纪律检查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教育、检查和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的人员实施监察，监察机关的权限主要是检查和调查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并根据检查、调查结果依法做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在我国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进行查处，确实存在一些工作人员出于徇私舞弊，将部分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仅做违纪处理，没有移交司法机关的情形。那么，纪检、监察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呢？对此，争议较大，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等观点。《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在界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时明确，该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等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似乎是持肯定的立场。对此，我们认为从行政法理论出发，行政执法体现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监察则是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纪检部门对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查处时，执行的是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尽管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属国家行政机关，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对外管理的行政职权。如果肯定纪检、监察人员能成为本罪主体，则不符合本罪设置的宗旨。其实，对于纪检、监察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可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争议的焦点之三，就是本罪主体中能否包括单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为了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徇私舞弊，经过单位或部门办公会等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以罚代刑、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从单位犯罪理论角度，此种行为似乎具备单位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特征，应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但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通常采取明示的方式，而刑法第四百零二条对单位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在刑法尚未对此进行修订之前，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当然不以单位犯罪处理，能否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对“前案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不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在对前案确定有罪以前，可以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先行作出判决。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对“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案件”，要求的仅是进行实体上的预断，即是否有证据证明涉嫌构成犯罪。如果涉嫌构成犯罪，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就负有应当移送的义务。那种将“涉嫌构成犯罪”理解为必须经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的生效判决，对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行为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要在其“未移交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进行的理解，显然与立法原意相悖。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未予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需要以“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为前提条件。这里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应当理解为是指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依法应当适用的法定刑，而不是指实际判处的刑罚。如果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量刑，但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而实际判处低于三年有期徒刑刑罚的，不影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成立。


三、对“不移交”的把握


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有依法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事实。其中，“不移交”是指行为人有义务移交而没有移交。司法实践中，争议之一在于：“不移交”是否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对此，我们认为“不移交”不能局限为不向司法机关移交。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一般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某一项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完成往往需要经过承办人员、部门负责人、单位领导等逐级汇报，乃至集体讨论的流程。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三日内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如果将“不移交”理解为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则犯罪主体大多为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本罪的适用范围。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向司法机关不移交，是指向有刑事侦查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移送。


争议之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不移交”的时间。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发现有严重违法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移交，否则就构成不移交，即发现之时移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行政执法主体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作出不处罚或以罚代刑决定的时候，认定其为应当移交而不移交。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从本罪的发案情况看，大多是在行政执法主体作出了不给予任何处罚的决定，或仅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后才案发的。以行政执法主体作出处理决定作为认定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时间，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如果以发现之时作为判断标准，则失之过严，且不便于实践操作。


争议之三在于：“不移交”的刑事案件能否包括自诉案件。刑事自诉是相对公诉而言，即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是赋予享有自诉权的当事人以选择权，自行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不能包括自诉案件。一方面，对此类案件享有自诉权的人具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刑法对此类案件法定刑的设置较低，达不到本罪的罪量要求。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对此类案件作了行政处罚而未予以移送公安机关作刑事立案查处的，不构成本罪。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