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国务院棉花会议精神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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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国务院棉花会议精神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国务院棉花会议精神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天津、上海市、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战略物资，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做好棉花收购工作，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国务院于今年八月召开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棉花生产、流通中的突出问题。为贯彻国务院棉花会议精神和国务
院办公厅国办发〔1991〕42号文件，更好地履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整顿棉花收购秩序，管好棉花市场，特作如下通知：
一、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近年来，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了棉花购销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坚持棉花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统一经营，不开放市场，不实行价格双轨制。对此，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执行，并制定具体措施，组织力量加强
管理，把棉花市场管住管好。
二、密切配合供销社做好新棉收购工作，加强毗邻棉区收购秩序的管理，防止“棉花大战”发生。毗邻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建立互访制度，协助政府开好边缘地区协调会议，统筹协调旺季棉花收购工作和毗邻地区的衔接。边缘地区不得增设临时流动收购点，不
得以任何方式争购外地区的棉花。对不属于本地区范围的棉农交售棉花，坚决不收，并劝说棉农返回本行政区内向当地供销社投售。对违反政策、不守协议跨地区抬价或以地方自定的优惠政策收购外省外区棉花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带头扰乱收购秩序抢购棉花的，要严肃处理。
三、加强对棉花收购、调拨环节的监督管理。棉花的收购和调拨由供销社统一经营。坚决禁止非棉花经营单位及个人插手收购。坚决关闭棉花市场，严厉查处黑市交易，打击倒卖棉花的不法分子。
供销社不准计划外销售棉花，违者没收货款并处以罚款。对需要追究领导责任的，要及时向监察部门移送。
禁止纺织厂到产区收购棉花。乡镇和个体轧花厂经过整顿后，只允许搞加工，不得从事棉花收购经营活动。
四、棉花收购期间，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检查站。在道路上设立检查站，要与公安、交通部门联合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棉花收购秩序的检查工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将组织棉花收购巡视组，重
点检查国家收购政策的执行情况，协调毗邻棉区发生的问题，检查违法违纪行为并提出处理意见。
199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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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
关键词: 取证/欺骗/正当性/刑事诉讼法
内容提要: 在古代的断案智慧和现代的审讯策略中都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应该进行修正。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
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笔者在本文中探讨之“欺骗取证”，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或证明案件事实而采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证据。其中，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能否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去获取证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毋庸讳言，诚信缺失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也曾呼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确立公平诚信原则。但是，呼唤诚信并不等于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在讯问中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因为在讯问时采取适度欺骗的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一、“欺骗取证”是一种断案智慧
查明案件事实是司法裁判的基础，也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无论是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纠纷中，知悉案件事实的当事人往往基于利益考量而不愿实话实说，而司法裁判者往往又需要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去查明事实真相，因此审讯问案便成为数千年来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以被告人口供为“证据之王”的历史时期，司法裁判者对口供的依赖便导致了各种刑讯方法的诞生。不过，即使在古代，许多司法官员也努力探索科学的审讯问案方法，如我国春秋时代的“以五声听狱讼”方法[1]和汉代的辗转推问侧面迂回的“钩距”问案法[2]。此外，一些优秀的司法裁判者还善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置“骗局”，智慧断案。中国宋代的“摸钟辨盗”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宋朝年间，建州浦城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个大户人家失窃，丢失金银财宝若干。官府虽然找到一些嫌疑人，但几经讯问，就是不能定案。后来，新县官陈述古上任，决心查破此案。他得知该县后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口大钟，当地人视为神灵。于是，他让衙役把那口大钟请到官府，放在后院，用幔布做成一个大帐篷，围在上面。然后，他升堂问案，把那些嫌疑人都带到后院。他说，这口大钟能够辨识盗贼。疑犯用手摸钟，如是盗贼，那钟就会发出鸣响；如不是盗贼，那钟就会保持沉默。说罢，他带人在大钟前举行了庄重的祈祷仪式，然后让嫌疑人依次走进帏帐，用手摸钟。帐内光线昏暗，且无人监视。众嫌犯一一入帐摸钟，然后出来，但那大钟一直未响。旁观者议论纷纷，县官便令衙役查验每个疑犯的手掌。只见众人手掌皆黑，唯有一人手掌不黑。县官一拍惊堂木，喝道：“你这盗贼，还不从实招来！”原来，县官让人暗中在大钟上涂了墨，而那个入帐后不敢用手摸钟因此手上无墨的人定是盗贼。经过审讯，那人果然交代了作案经过，并带衙役起获了盗窃所得之赃物。[3]
外国也有智慧断案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所罗门王的“智断亲子案”。在公元前960年至930年间，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他的博大智慧征服了国人的心。他不仅善于治国，而且善于断案。据说，两个女子因争夺一个婴儿而诉至所罗门王，两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婴儿的母亲且互相谩骂。所罗门王便让人拿来一把利剑，下令把孩子劈成两半，给每个女子一半。听后，一个女子平静地说：“我们谁也别想得到孩子，劈吧。”另一个女子却惊恐地说：“噢，我的主人，把这个活着的孩子给她吧，不要弄死他。”于是，所罗门王便把孩子判给了后者，因为那个不愿意让孩子死亡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母亲。[4]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裁判者都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摸钟辨盗”一案中，陈述古县官假借人们对“神钟”的信奉，编造了“神钟能够识别盗贼”的谎言，从而使罪犯不敢用手摸钟，获取了其手上无墨的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在“智断亲子案”中，所罗门王谎称要把婴儿一劈两半，然后获得了两个当事人的相应陈述，并据此做出裁断。毫无疑问，陈述古县官和所罗门王的做法都属于欺骗取证。那么，这种方法应该被禁止吗？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方法在古代社会中可用，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用。诚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欺骗方法大概很难发挥实效，因而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欺骗方法的正当性，或者说，人们是否赞同在审讯问案时采用这种方法。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能够流传千载并成为佳话就足以证明世人对这种方法的赞同态度。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考察一个现代的案例。
在一起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是个很有水平也很有口才的官员。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他总是以“实事求是”做挡箭牌。他说：“我们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无论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我是领导干部，无论对上对下，都要实事求是。我做事要实事求是，说话也要实事求是。我跟你们讲，我没有受贿，就是没有受贿。这就是实事求是嘛！你们是人民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办案就应该实事求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实事求是，那是要犯错误的！”侦查人员见他反复强调“要事实求是”，就说：“我们都知道要实事求是，不用你讲。这样吧，你把它写在纸上，就不用一遍遍重复了。行吧？”嫌疑人点了点头，在侦查人员拿来的白纸上写下“要实事求是”，然后又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侦查人员结束讯问之后，拿着这张纸找到该嫌疑人的妻子，对她说：“这是你老公写给你的，他让你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妻子仔细查看一番，发现确是她丈夫的笔迹，便如实交代了她和丈夫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5]毫无疑问，这种取证方法属于欺骗。但是，我们的法律应该禁止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欺骗方法去获取证据吗？回答应是否定的。[6]
二、“欺骗取证”是一种审讯策略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审讯教科书，都会讲授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如设置圈套、引蛇出洞等。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能完全遵循实话实说的原则，必须隐瞒某些事实真相，甚至虚构某些事实。假如侦查人员必须实话实说，那么在某些案件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就应该对嫌疑人说：“老实讲，我们现在也没掌握多少证据。你看着办，是交代还是不交代？”这话确实没有欺骗，但是荒唐至极。在此类案件中，侦查人员往往会对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当然是欺骗。但是，这种讯问方法是必须禁止的吗？侦查人员通过这种讯问方法获取的证据都是应该排除的吗？
在讯问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符合犯罪侦查活动的要求和规律。我们知道，犯罪侦查活动具有对抗性，犯罪侦查思维具有博弈性。在具体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查明案件事实并捕获罪犯，而犯罪分子则要掩盖案情真相并使侦查误入歧途。双方不仅要根据对方的对策来制定自己的对策，而且要经常进行“斗智”。这就是说，一方的思维正确与否往往要取决于另一方的思维活动。侦查人员要想在这对抗中掌握主动权并战胜对手，采取一定的欺骗策略是必要的。例如，在一起入室盗窃案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说：“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你的手印。请你解释一下吧。”这是欺骗，因为侦查人员并没有在现场上提取到该嫌疑人的手印。然而，侦查人员可以依据这个问题去分析嫌疑人的反应并寻找破绽。面对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无罪而且从未去过该现场的嫌疑人会坚决否认，而事实上有罪的嫌疑人则可能会试图解说并难免露出破绽。又如，在一起抢劫案中，嫌疑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而声称案发时在某电影院看电影。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可以立即说自己碰巧也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电影院看电影，而且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发生了两个观众打架的事件。这还是欺骗，因为这都是虚构的。如果侦查人员有一定的表演技能，把这个虚构事实描述得活灵活现，就会使说谎的嫌疑人陷入困境，或者附和侦查人员的讲述，或者寻找不知情的理由，如正好中间去外面上厕所或抽烟了，而这都会给侦查人员戳穿他的谎言提供依据。
美国著名刑事司法专家英博教授和著名审讯专家雷德等人合著的《审讯与供述》[7]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专门讲述了“圈套问题”[8]的使用。作者举例说，在一起杀人案中，嫌疑人声称案发时自己在家中。审讯人员便说：“玛丽（被害人）的邻居说曾在那天晚上看见你的汽车停在玛丽家门口。你对此作何解释？”这个“圈套问题”就属于欺骗的性质，因为实际上没有邻居曾在现场看见该嫌疑人的汽车。作者认为，“几乎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使用‘圈套问题’……圈套问题可以使用真实的证据为基础，也可以使用虚构的事实为依据。它可以设计各种内容，如遗留在现场上的足迹、轮胎痕迹、个人物品，以及嫌疑人鞋上与现场泥土种类相同的污泥等。”[9]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涉及毒品、走私、恐怖、暴力等团伙犯罪案件的侦查中都会使用秘密侦查或化装侦查等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例如，特情人员打入贩毒集团时肯定要用欺骗的方法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并获取对方的信任。如果特情人员不被允许使用欺骗方法，那就只能实话实说：“我是公安局派来的，任务是收集你们贩毒的情报和证据。请各位多多关照。”那是相声中的滑稽，在这类犯罪侦查中，欺骗是必须的。
当然，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后果，如侦查人员使用不恰当的审讯圈套也可能使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违心地承认自己并未实施的犯罪行为。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中，侦查人员得知嫌疑人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于是，在审讯中，侦查人员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室医生打来的电话。然后，侦查人员告知嫌疑人，他的母亲在得知其出事后急忙外出找人帮忙，结果在街上不小心出了车祸，命在旦夕，口中还不断呼唤儿子的小名。嫌疑人泪流满面，请求去医院看望母亲。侦查人员无奈地表示，在案子没有结论之前，我们不能让你出去。当然，如果你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我们就可以立即送你去医院看望你的母亲。于是，嫌疑人承认了犯罪指控。但是他承认之后，侦查人员并没有带他去医院。后来又告诉他，原来弄错了，那个出车祸的老人不是他的母亲。其实，这是侦查人员设置的骗局。
笔者认为，这种欺骗方法是恶劣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仅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且可能使无辜者违心地承认有罪。因此，法律不应该也不能够完全禁止欺骗取证，但是必须限制欺骗取证，以便尽可能用其利而抑其弊。其实，在法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也不是一律禁止使用的。只要欺骗取证的行为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取得的证据就能够被法院所采纳。另外，联合国所确认的刑事司法准则（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做法，但是并没有禁止对犯罪嫌疑人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审讯策略。[10]综上所述，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肯定了“欺骗取证”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按照这条规定，所有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都属于禁止使用的范围。假如侦查人员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他们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就必须实话实说。如前所述，这种一律禁止性规定是不合理的。另外，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徒有虚名。坦白地说，我们连刑讯逼供都禁而不止，还说什么要严禁威胁、引诱、欺骗！立法是为司法服务的，无可践行之话，难以体现其价值。有人说，欺骗取证在实践中可以用，属于“打擦边球”，但是不能明说。而笔者以为，法律明令禁止，但暗中允许使用，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欺骗之嫌。
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至于什么是恶劣的欺骗方法，笔者建议把握两条标准：第一，这种欺骗是否突破了人们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线；第二，这种欺骗是否可能导致无辜者做出有罪供述。在司法实践中把握这两条标准，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裁量，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加以明确。
与此相应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上述规定进行了修正。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其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没有明确地一律排除欺骗获取的证据，而是用“等”字加以模糊化处理，其含义就是让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排除。[11]
2011年8月30日在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民众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该草案第十四项说明：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十七项说明则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然而，该草案公布之后，社会上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倒退。据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二稿可能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表述，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笔者无意争辩这究竟属于前进还是倒退，但笔者以为如是规定很不合理。
单从体系性来说，如是规定会使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修正案明确规定要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却没有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必须排除（前述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然保留）。采用《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使用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另外，修正案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必要时使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侦查手段；并进一步规定采用这些侦查手段获得的材料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中难免使用欺骗，有时还要使用引诱，这又使修正案出现了一方面严禁一方面允许的自相矛盾，而这显然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12]
四、欺骗取证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的主流司法价值观
在犯罪侦查中应否允许侦查人员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定位。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刑事司法制度都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之中，例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冲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冲突，在司法活动中追求真实与降低成本的冲突，在诉讼活动中加强程序保障与提高司法效率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得不在这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价值定位也会发生变化。
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珠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2007年9月10日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7年11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活动。
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置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应当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作为安全生产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筹、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协调和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有关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设置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建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负责所辖区域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负责所辖镇、街道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生产安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本市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公益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安全生产奖励制度，对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安全生产职责和保障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安全生产条件：
（一）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培训、考核；
（六）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七）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以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一）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三）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制度；
（四）安全生产档案制度；
（五）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六）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
（七）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登记整改制度；
（八）劳动安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九）应急救援制度；
（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十一）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交通运输、电力、冶金等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比例提取安全费用。安全费用计入生产成本，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或者安全费用，应当专项用于下列安全生产事项：
（一）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建设；
（二）安全设备、设施的更新和维护；
（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
（四）劳动安全防护用品配备；
（五）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和事故隐患评估整改；
（六）应急救援器材、物资的配备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七）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事项。
第十七条 矿山、建筑施工、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以下标准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少于三百人的，配备一名以上专职；
（二）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少于五百人的，配备两名以上专职；
（三）从业人员在五百人以上少于一千人的，配备三名以上专职；
（四）从业人员在一千人以上的，超过部分按不少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二的比例增加配备专职。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以下标准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少于三百人的，配备一名专职或者兼职；
（二）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少于五百人的，配备一名以上专职；
（三）从业人员在五百人以上少于一千人的，配备两名以上专职；
（四）从业人员在一千人以上的，超过部分按不少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二的比例增加配备专职。
第十八条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下列从业人员任职前对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一）新进从业人员；
（二）离岗六个月以上的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
（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在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
未按前两款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不得上岗作业或者继续作业。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整改；对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及时向安全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检查和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一条 对发生职工因工死亡事故，或者年度累计三人以上重伤事故，或者社会影响较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事故性质进行相应的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安全评价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事故抢险救援结束之日起十五日内实施。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者有关行业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质量工作标准，落实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存在重大危险、危害因素的工程项目，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预评价。
对应当进行安全性预评价的建设项目，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有安全生产专篇，并经安全监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需要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查部门审查同意；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安全验收评价，由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对项目中的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
安全性预评价报告书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书由建设单位按要求交由具备能力的行业组织或者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中介机构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评审，专家提出评审意见后，报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进行定期检测、评估，采取相应的防范、监控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重大危险源以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安全监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备案，并至少每半年向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实施情况。
第二十六条 输油输气管道经营单位应当对输油输气管道建立定期检测、巡查、维修制度，并将管道的路由、介质、储配站、气化站、泵站等资料报安全监管、建设等相关部门备案，每年向安全监管、建设等相关部门报告输油输气管道安全运行情况。
输油输气管道沿线应当按有关规定设置明显标志。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生活、储存区域之间应当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和仓库周边的安全防护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与员工宿舍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的出口并保持畅通。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从业人员免费提供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监督、指导从业人员正确使用和佩戴劳动安全防护用品，不得以现金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安全防护用品的提供。生产经营单位在购买劳动安全防护用品时，应当索取产品合格证，并归档保存。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建设工程拆除等危险作业，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以及在有限空间内作业，应当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并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施工。
作业前，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当就作业安全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害需要抢救的，应当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到医疗机构，并垫付医疗费用。
第三十一条 从事安全检测、检验、培训、评价、咨询服务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公正、公平地履行职责，并对其中介服务活动结果负责。
在本市范围内提供服务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报市安全监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市、区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作出的安全检测、检验、评价、认证结果无效。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管
第三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目标管理。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每年对所属有关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每年根据工作需要对所监管行业或者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不定期的安全生产检查。
第三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自救、区域互救、政府救援的应急体系。
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本地区安全生产问题。
第三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设置的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应当用于安全生产装备建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重大安全隐患整改、重大危险源监控和事故应急救援等重大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三十六条 经济功能区管委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所辖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履行以下职责：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当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责令改正，并建议市、区安全监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排除，并在责令排除的同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排除的，应当向市、区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七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确定分管负责人、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协助监督管理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发现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告知或者劝阻，并向安全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区、经济功能区或者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镇、街，当年不得获得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第三十九条 市规划部门应会当同有关部门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和经营地点的选址提出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在已满足本市生产需要的条件下，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设立民用爆炸物品经营单位。
在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场所和重大危险源、高压输电线路以及输油、输气管道等场所和设施的安全距离范围内，规划部门不得批准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因规划调整，确需在前述场所和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规划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先进行整顿，实施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相关措施确保安全距离符合规定要求后，方可规划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第四十条 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应当在规划的危险化学品专用区域内进行；已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应当按照规划向危险化学品专用区域集中。
除建设给运输工具用的加油站、加气站外，禁止在城市建成区内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项目。
第四十一条 高栏港经济区石化仓储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其他石化仓储区具备条件的，也应当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四十二条 安全监管部门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备案工作制度，建立重大危险源信息监管系统。
第四十三条 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采取措施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责令限期消除，并督促落实。在限期消除期间，安全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可以在生产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设置事故隐患提示标志。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前或者消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全部或者部分停产停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措施；隐患消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安全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有根据认为生产经营单位的设备、设施和器材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强制性标准的，可以予以查封或者扣押，但应当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公共设施、破产关闭企业或者无法明确责任单位的重大事故隐患，由所在区、经济功能区负责治理。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责任事故，或者年度内发生两起死亡责任事故，或者发生较大社会影响事故的，由安全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警示教育。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降低其相应的生产经营资质，事故单位一年内不得参加政府投资、政府融资建设项目和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投标以及参加该年度政府奖项的评奖。
第四十五条 矿山、道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转作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所需资金。
第四十六条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规定提取的工伤预防费，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市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年度用款支出计划，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用于安全生产奖励、工伤保险宣传和教育培训的支出。
第四十七条 市安全监管部门应当采用公告、简报、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公布全市安全生产状况、严重安全隐患整治和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及时公开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社会影响大、性质严重的典型事故的有关信息。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拒不执行安全监管部门的安全监察指令的；
（二）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
（三）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对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擅自启封或者使用的；
（五）阻挠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权的。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按每少配备一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处以五千元的罚款。
第五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对已经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整改消除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安全评价，或者不根据安全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建设项目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安全性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进行施工或者未经竣工验收擅自投产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可以对建设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定期检测、评估，采取相应的防范、监控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五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按下列规定分别予以处罚：
（一）一次造成三人以上轻伤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一次造成十人以下重伤或者一千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一次死亡一至二人的，处以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一次死亡三至五人或者重伤十人至二十九人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元以上三千万元以下的较大事故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一次死亡六至九人或者重伤三十人至四十九人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三千万元以上五千万元以下的较大事故，处以三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一年内重复发生同类事故，或者接到整改指令后，逾期不改造成事故的，从重处罚。
第五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管理，或者由无相应资质单位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对矿山、烟花爆竹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作出停产停业整顿处罚决定，或者对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生产、经营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的，可以暂扣与安全生产许可相关的证照。
第六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条件的，依法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第六十二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监管部门决定；予以关闭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监管部门报请市或者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经济功能区，是指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海保税区、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高栏港经济区、横琴经济开发区。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指对本单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负责，或者具有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的人员。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
关键词: 取证/欺骗/正当性/刑事诉讼法
内容提要: 在古代的断案智慧和现代的审讯策略中都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应该进行修正。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
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笔者在本文中探讨之“欺骗取证”，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或证明案件事实而采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证据。其中，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能否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去获取证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毋庸讳言，诚信缺失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也曾呼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确立公平诚信原则。但是，呼唤诚信并不等于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在讯问中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因为在讯问时采取适度欺骗的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一、“欺骗取证”是一种断案智慧
查明案件事实是司法裁判的基础，也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无论是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纠纷中，知悉案件事实的当事人往往基于利益考量而不愿实话实说，而司法裁判者往往又需要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去查明事实真相，因此审讯问案便成为数千年来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以被告人口供为“证据之王”的历史时期，司法裁判者对口供的依赖便导致了各种刑讯方法的诞生。不过，即使在古代，许多司法官员也努力探索科学的审讯问案方法，如我国春秋时代的“以五声听狱讼”方法[1]和汉代的辗转推问侧面迂回的“钩距”问案法[2]。此外，一些优秀的司法裁判者还善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置“骗局”，智慧断案。中国宋代的“摸钟辨盗”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宋朝年间，建州浦城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个大户人家失窃，丢失金银财宝若干。官府虽然找到一些嫌疑人，但几经讯问，就是不能定案。后来，新县官陈述古上任，决心查破此案。他得知该县后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口大钟，当地人视为神灵。于是，他让衙役把那口大钟请到官府，放在后院，用幔布做成一个大帐篷，围在上面。然后，他升堂问案，把那些嫌疑人都带到后院。他说，这口大钟能够辨识盗贼。疑犯用手摸钟，如是盗贼，那钟就会发出鸣响；如不是盗贼，那钟就会保持沉默。说罢，他带人在大钟前举行了庄重的祈祷仪式，然后让嫌疑人依次走进帏帐，用手摸钟。帐内光线昏暗，且无人监视。众嫌犯一一入帐摸钟，然后出来，但那大钟一直未响。旁观者议论纷纷，县官便令衙役查验每个疑犯的手掌。只见众人手掌皆黑，唯有一人手掌不黑。县官一拍惊堂木，喝道：“你这盗贼，还不从实招来！”原来，县官让人暗中在大钟上涂了墨，而那个入帐后不敢用手摸钟因此手上无墨的人定是盗贼。经过审讯，那人果然交代了作案经过，并带衙役起获了盗窃所得之赃物。[3]
外国也有智慧断案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所罗门王的“智断亲子案”。在公元前960年至930年间，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他的博大智慧征服了国人的心。他不仅善于治国，而且善于断案。据说，两个女子因争夺一个婴儿而诉至所罗门王，两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婴儿的母亲且互相谩骂。所罗门王便让人拿来一把利剑，下令把孩子劈成两半，给每个女子一半。听后，一个女子平静地说：“我们谁也别想得到孩子，劈吧。”另一个女子却惊恐地说：“噢，我的主人，把这个活着的孩子给她吧，不要弄死他。”于是，所罗门王便把孩子判给了后者，因为那个不愿意让孩子死亡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母亲。[4]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裁判者都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摸钟辨盗”一案中，陈述古县官假借人们对“神钟”的信奉，编造了“神钟能够识别盗贼”的谎言，从而使罪犯不敢用手摸钟，获取了其手上无墨的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在“智断亲子案”中，所罗门王谎称要把婴儿一劈两半，然后获得了两个当事人的相应陈述，并据此做出裁断。毫无疑问，陈述古县官和所罗门王的做法都属于欺骗取证。那么，这种方法应该被禁止吗？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方法在古代社会中可用，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用。诚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欺骗方法大概很难发挥实效，因而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欺骗方法的正当性，或者说，人们是否赞同在审讯问案时采用这种方法。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能够流传千载并成为佳话就足以证明世人对这种方法的赞同态度。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考察一个现代的案例。
在一起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是个很有水平也很有口才的官员。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他总是以“实事求是”做挡箭牌。他说：“我们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无论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我是领导干部，无论对上对下，都要实事求是。我做事要实事求是，说话也要实事求是。我跟你们讲，我没有受贿，就是没有受贿。这就是实事求是嘛！你们是人民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办案就应该实事求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实事求是，那是要犯错误的！”侦查人员见他反复强调“要事实求是”，就说：“我们都知道要实事求是，不用你讲。这样吧，你把它写在纸上，就不用一遍遍重复了。行吧？”嫌疑人点了点头，在侦查人员拿来的白纸上写下“要实事求是”，然后又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侦查人员结束讯问之后，拿着这张纸找到该嫌疑人的妻子，对她说：“这是你老公写给你的，他让你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妻子仔细查看一番，发现确是她丈夫的笔迹，便如实交代了她和丈夫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5]毫无疑问，这种取证方法属于欺骗。但是，我们的法律应该禁止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欺骗方法去获取证据吗？回答应是否定的。[6]
二、“欺骗取证”是一种审讯策略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审讯教科书，都会讲授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如设置圈套、引蛇出洞等。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能完全遵循实话实说的原则，必须隐瞒某些事实真相，甚至虚构某些事实。假如侦查人员必须实话实说，那么在某些案件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就应该对嫌疑人说：“老实讲，我们现在也没掌握多少证据。你看着办，是交代还是不交代？”这话确实没有欺骗，但是荒唐至极。在此类案件中，侦查人员往往会对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当然是欺骗。但是，这种讯问方法是必须禁止的吗？侦查人员通过这种讯问方法获取的证据都是应该排除的吗？
在讯问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符合犯罪侦查活动的要求和规律。我们知道，犯罪侦查活动具有对抗性，犯罪侦查思维具有博弈性。在具体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查明案件事实并捕获罪犯，而犯罪分子则要掩盖案情真相并使侦查误入歧途。双方不仅要根据对方的对策来制定自己的对策，而且要经常进行“斗智”。这就是说，一方的思维正确与否往往要取决于另一方的思维活动。侦查人员要想在这对抗中掌握主动权并战胜对手，采取一定的欺骗策略是必要的。例如，在一起入室盗窃案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说：“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你的手印。请你解释一下吧。”这是欺骗，因为侦查人员并没有在现场上提取到该嫌疑人的手印。然而，侦查人员可以依据这个问题去分析嫌疑人的反应并寻找破绽。面对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无罪而且从未去过该现场的嫌疑人会坚决否认，而事实上有罪的嫌疑人则可能会试图解说并难免露出破绽。又如，在一起抢劫案中，嫌疑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而声称案发时在某电影院看电影。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可以立即说自己碰巧也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电影院看电影，而且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发生了两个观众打架的事件。这还是欺骗，因为这都是虚构的。如果侦查人员有一定的表演技能，把这个虚构事实描述得活灵活现，就会使说谎的嫌疑人陷入困境，或者附和侦查人员的讲述，或者寻找不知情的理由，如正好中间去外面上厕所或抽烟了，而这都会给侦查人员戳穿他的谎言提供依据。
美国著名刑事司法专家英博教授和著名审讯专家雷德等人合著的《审讯与供述》[7]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专门讲述了“圈套问题”[8]的使用。作者举例说，在一起杀人案中，嫌疑人声称案发时自己在家中。审讯人员便说：“玛丽（被害人）的邻居说曾在那天晚上看见你的汽车停在玛丽家门口。你对此作何解释？”这个“圈套问题”就属于欺骗的性质，因为实际上没有邻居曾在现场看见该嫌疑人的汽车。作者认为，“几乎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使用‘圈套问题’……圈套问题可以使用真实的证据为基础，也可以使用虚构的事实为依据。它可以设计各种内容，如遗留在现场上的足迹、轮胎痕迹、个人物品，以及嫌疑人鞋上与现场泥土种类相同的污泥等。”[9]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涉及毒品、走私、恐怖、暴力等团伙犯罪案件的侦查中都会使用秘密侦查或化装侦查等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例如，特情人员打入贩毒集团时肯定要用欺骗的方法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并获取对方的信任。如果特情人员不被允许使用欺骗方法，那就只能实话实说：“我是公安局派来的，任务是收集你们贩毒的情报和证据。请各位多多关照。”那是相声中的滑稽，在这类犯罪侦查中，欺骗是必须的。
当然，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后果，如侦查人员使用不恰当的审讯圈套也可能使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违心地承认自己并未实施的犯罪行为。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中，侦查人员得知嫌疑人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于是，在审讯中，侦查人员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室医生打来的电话。然后，侦查人员告知嫌疑人，他的母亲在得知其出事后急忙外出找人帮忙，结果在街上不小心出了车祸，命在旦夕，口中还不断呼唤儿子的小名。嫌疑人泪流满面，请求去医院看望母亲。侦查人员无奈地表示，在案子没有结论之前，我们不能让你出去。当然，如果你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我们就可以立即送你去医院看望你的母亲。于是，嫌疑人承认了犯罪指控。但是他承认之后，侦查人员并没有带他去医院。后来又告诉他，原来弄错了，那个出车祸的老人不是他的母亲。其实，这是侦查人员设置的骗局。
笔者认为，这种欺骗方法是恶劣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仅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且可能使无辜者违心地承认有罪。因此，法律不应该也不能够完全禁止欺骗取证，但是必须限制欺骗取证，以便尽可能用其利而抑其弊。其实，在法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也不是一律禁止使用的。只要欺骗取证的行为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取得的证据就能够被法院所采纳。另外，联合国所确认的刑事司法准则（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做法，但是并没有禁止对犯罪嫌疑人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审讯策略。[10]综上所述，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肯定了“欺骗取证”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按照这条规定，所有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都属于禁止使用的范围。假如侦查人员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他们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就必须实话实说。如前所述，这种一律禁止性规定是不合理的。另外，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徒有虚名。坦白地说，我们连刑讯逼供都禁而不止，还说什么要严禁威胁、引诱、欺骗！立法是为司法服务的，无可践行之话，难以体现其价值。有人说，欺骗取证在实践中可以用，属于“打擦边球”，但是不能明说。而笔者以为，法律明令禁止，但暗中允许使用，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欺骗之嫌。
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至于什么是恶劣的欺骗方法，笔者建议把握两条标准：第一，这种欺骗是否突破了人们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线；第二，这种欺骗是否可能导致无辜者做出有罪供述。在司法实践中把握这两条标准，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裁量，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加以明确。
与此相应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上述规定进行了修正。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其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没有明确地一律排除欺骗获取的证据，而是用“等”字加以模糊化处理，其含义就是让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排除。[11]
2011年8月30日在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民众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该草案第十四项说明：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十七项说明则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然而，该草案公布之后，社会上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倒退。据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二稿可能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表述，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笔者无意争辩这究竟属于前进还是倒退，但笔者以为如是规定很不合理。
单从体系性来说，如是规定会使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修正案明确规定要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却没有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必须排除（前述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然保留）。采用《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使用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另外，修正案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必要时使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侦查手段；并进一步规定采用这些侦查手段获得的材料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中难免使用欺骗，有时还要使用引诱，这又使修正案出现了一方面严禁一方面允许的自相矛盾，而这显然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12]
四、欺骗取证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的主流司法价值观
在犯罪侦查中应否允许侦查人员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定位。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刑事司法制度都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之中，例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冲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冲突，在司法活动中追求真实与降低成本的冲突，在诉讼活动中加强程序保障与提高司法效率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得不在这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价值定位也会发生变化。
珠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珠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2007年9月10日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7年11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活动。
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置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应当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作为安全生产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筹、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协调和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有关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设置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建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负责所辖区域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负责所辖镇、街道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生产安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本市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公益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安全生产奖励制度，对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安全生产职责和保障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安全生产条件：
（一）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培训、考核；
（六）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七）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以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一）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三）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制度；
（四）安全生产档案制度；
（五）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六）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
（七）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登记整改制度；
（八）劳动安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九）应急救援制度；
（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十一）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交通运输、电力、冶金等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比例提取安全费用。安全费用计入生产成本，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或者安全费用，应当专项用于下列安全生产事项：
（一）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建设；
（二）安全设备、设施的更新和维护；
（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
（四）劳动安全防护用品配备；
（五）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和事故隐患评估整改；
（六）应急救援器材、物资的配备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七）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事项。
第十七条 矿山、建筑施工、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以下标准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少于三百人的，配备一名以上专职；
（二）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少于五百人的，配备两名以上专职；
（三）从业人员在五百人以上少于一千人的，配备三名以上专职；
（四）从业人员在一千人以上的，超过部分按不少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二的比例增加配备专职。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以下标准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少于三百人的，配备一名专职或者兼职；
（二）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少于五百人的，配备一名以上专职；
（三）从业人员在五百人以上少于一千人的，配备两名以上专职；
（四）从业人员在一千人以上的，超过部分按不少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二的比例增加配备专职。
第十八条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下列从业人员任职前对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一）新进从业人员；
（二）离岗六个月以上的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
（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在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
未按前两款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不得上岗作业或者继续作业。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整改；对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及时向安全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检查和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一条 对发生职工因工死亡事故，或者年度累计三人以上重伤事故，或者社会影响较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事故性质进行相应的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安全评价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事故抢险救援结束之日起十五日内实施。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者有关行业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质量工作标准，落实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存在重大危险、危害因素的工程项目，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预评价。
对应当进行安全性预评价的建设项目，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有安全生产专篇，并经安全监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需要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查部门审查同意；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安全验收评价，由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对项目中的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
安全性预评价报告书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书由建设单位按要求交由具备能力的行业组织或者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中介机构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评审，专家提出评审意见后，报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进行定期检测、评估，采取相应的防范、监控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重大危险源以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安全监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备案，并至少每半年向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实施情况。
第二十六条 输油输气管道经营单位应当对输油输气管道建立定期检测、巡查、维修制度，并将管道的路由、介质、储配站、气化站、泵站等资料报安全监管、建设等相关部门备案，每年向安全监管、建设等相关部门报告输油输气管道安全运行情况。
输油输气管道沿线应当按有关规定设置明显标志。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生活、储存区域之间应当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和仓库周边的安全防护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与员工宿舍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的出口并保持畅通。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从业人员免费提供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监督、指导从业人员正确使用和佩戴劳动安全防护用品，不得以现金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安全防护用品的提供。生产经营单位在购买劳动安全防护用品时，应当索取产品合格证，并归档保存。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建设工程拆除等危险作业，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以及在有限空间内作业，应当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并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施工。
作业前，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当就作业安全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害需要抢救的，应当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到医疗机构，并垫付医疗费用。
第三十一条 从事安全检测、检验、培训、评价、咨询服务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公正、公平地履行职责，并对其中介服务活动结果负责。
在本市范围内提供服务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报市安全监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市、区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作出的安全检测、检验、评价、认证结果无效。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管
第三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目标管理。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应当每年对所属有关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每年根据工作需要对所监管行业或者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不定期的安全生产检查。
第三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自救、区域互救、政府救援的应急体系。
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本地区安全生产问题。
第三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经济功能区管委会设置的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应当用于安全生产装备建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重大安全隐患整改、重大危险源监控和事故应急救援等重大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三十六条 经济功能区管委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所辖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履行以下职责：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当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责令改正，并建议市、区安全监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排除，并在责令排除的同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排除的，应当向市、区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七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确定分管负责人、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协助监督管理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发现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告知或者劝阻，并向安全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区、经济功能区或者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镇、街，当年不得获得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第三十九条 市规划部门应会当同有关部门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和经营地点的选址提出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在已满足本市生产需要的条件下，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设立民用爆炸物品经营单位。
在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场所和重大危险源、高压输电线路以及输油、输气管道等场所和设施的安全距离范围内，规划部门不得批准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因规划调整，确需在前述场所和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规划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先进行整顿，实施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相关措施确保安全距离符合规定要求后，方可规划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第四十条 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应当在规划的危险化学品专用区域内进行；已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应当按照规划向危险化学品专用区域集中。
除建设给运输工具用的加油站、加气站外，禁止在城市建成区内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项目。
第四十一条 高栏港经济区石化仓储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其他石化仓储区具备条件的，也应当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四十二条 安全监管部门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备案工作制度，建立重大危险源信息监管系统。
第四十三条 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采取措施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责令限期消除，并督促落实。在限期消除期间，安全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可以在生产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设置事故隐患提示标志。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前或者消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全部或者部分停产停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措施；隐患消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安全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有根据认为生产经营单位的设备、设施和器材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强制性标准的，可以予以查封或者扣押，但应当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公共设施、破产关闭企业或者无法明确责任单位的重大事故隐患，由所在区、经济功能区负责治理。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责任事故，或者年度内发生两起死亡责任事故，或者发生较大社会影响事故的，由安全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警示教育。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降低其相应的生产经营资质，事故单位一年内不得参加政府投资、政府融资建设项目和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投标以及参加该年度政府奖项的评奖。
第四十五条 矿山、道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转作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所需资金。
第四十六条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规定提取的工伤预防费，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市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年度用款支出计划，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用于安全生产奖励、工伤保险宣传和教育培训的支出。
第四十七条 市安全监管部门应当采用公告、简报、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公布全市安全生产状况、严重安全隐患整治和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及时公开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社会影响大、性质严重的典型事故的有关信息。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拒不执行安全监管部门的安全监察指令的；
（二）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
（三）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对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擅自启封或者使用的；
（五）阻挠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权的。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按每少配备一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处以五千元的罚款。
第五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对已经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整改消除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安全评价，或者不根据安全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建设项目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安全性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进行施工或者未经竣工验收擅自投产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可以对建设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定期检测、评估，采取相应的防范、监控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五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按下列规定分别予以处罚：
（一）一次造成三人以上轻伤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一次造成十人以下重伤或者一千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一次死亡一至二人的，处以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一次死亡三至五人或者重伤十人至二十九人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元以上三千万元以下的较大事故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一次死亡六至九人或者重伤三十人至四十九人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三千万元以上五千万元以下的较大事故，处以三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一年内重复发生同类事故，或者接到整改指令后，逾期不改造成事故的，从重处罚。
第五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管理，或者由无相应资质单位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对矿山、烟花爆竹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作出停产停业整顿处罚决定，或者对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生产、经营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的，可以暂扣与安全生产许可相关的证照。
第六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条件的，依法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第六十二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监管部门决定；予以关闭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监管部门报请市或者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经济功能区，是指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海保税区、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高栏港经济区、横琴经济开发区。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指对本单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负责，或者具有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的人员。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