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吉林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办法》等省政府规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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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人民政府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城镇绿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安康市城镇绿线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安康市城镇绿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强化绿线管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安康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目标。根据《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控制线，包括已建成绿地的控制线和规划预留绿地的控制线。
　　第三条　安康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城市绿线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市国土、规划、水利、房管、林业、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配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绿线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批准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详细规划组织实施。
　　第六条　经批准的城市绿线应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绿地的义务，有监督城市绿线实施、举报和投诉城市绿线管理违法行为的权利。
　　第七条　下列区域应划定城市绿线：
　　（一）现有的和规划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
　　（二）河流、湖泊、水塘、湿地、山地等城市生态控制区域；
　　（三）风景名胜区、散生林植被、古树名木规定的保护范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
　　第八条　已界定城市绿线的绿地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国土资源局登记造册,进行控制,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定管理单位,其中,林业、水利、公路绿地的绿线管理,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管理单位。
　　第九条　配套建设绿地应当与建设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当对配套建设绿地施工全程进行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地设计方案建设绿地。建设工程竣工后，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配套建设绿地进行验收并出具竣工验收证明文件，配套建设绿地不符合绿化设计方案的，不予出具竣工验收证明文件。
　　第十条　城市绿地建设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公共绿地及道路配套绿化，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建设或者组织建设；
　　（二）新建居住区绿地，由建设业主单位负责建设；
　　（三）单位附属绿地，由所在单位负责建设；
　　（四）铁路、公路、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防护绿地，分别由铁路、公路、水利管理部门负责建设。
　　第十一条　城市的公园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市政道路绿化带的绿化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管理；单位辖区内的防护绿地绿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单位自建附属绿地由该单位进行管理；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绿地，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管理单位进行管理；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绿地，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落实养护责任；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和调整城市绿线，因重点项目建设等需要调整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市建设规划局组织论证，按法定程序审批。
　　第十三条　因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确需调整绿线的，建设单位应对调整后面积不足部分进行异地建设，或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纳绿化补偿费，实行异（易）地建设。
　　建设单位所交绿化补偿费由市财政部门监督使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和设置其他设施。
　　第十五条　依法禁止下列行为：
　　（一）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堆放、焚烧物料；
　　（二）攀折、损毁植物；
　　（三）擅自搭建临时设施或永久性建筑物或构筑物；
　　（四）在绿线范围内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五）有损生态和景观的其他活动。
　　第十六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　在已经划定的城市绿线范围内违反规定审批建设项目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城市绿线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至2016年9月30日止。


张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 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身体维权 弱势群体 舆论监督 利益失衡 司法失信
内容提要: 身体维权现象伤害了人们传统的伦理感情，暴露了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削弱了公权力机构的公信力。它反映的社会及法治问题，如司法低效、司法不公、诉讼成本过高、弱势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扭曲、媒体失声等，已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构建。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还需构建维权主体与裁判主体的良性互动框架，从公民意识、社会福利、维权渠道、舆论监督等多方入手，所需措施是规定性的，但更主要的是建构性的。


“身体维权”一词源自2009年12月31日期的《南方周末》篇名为《身体维权者：悲情维权的灰色隐喻》的文章，其中以孙中界、张海超、唐福珍三人为身体维权者的典例：“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在维权所抵最高处留下标记；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以满腔的炙热映衬外界的冰冷；而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他们以鲜活的生命为权利而抗争，在刀锋和火焰中追求正义，他们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权利运动的悲情践行者。”[1]

近些年来，“身体维权”事件频发，且呈上升的趋势。笔者发稿的当月，又听闻两起身体维权事件，足见该问题的紧迫性；4月20日，湖北鄂州王锦兰因拆迁问题，在房屋前自焚；4月22日湖南株洲王家正在司法强拆中自焚。弱势群体何以不通过制度救济，而以减损人格权利来实现自身财产权利，其中折射出的法制与社会问题，让人深思。

一、身体维权的界定

身体维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农民工、强拆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诉求(以财产性诉求为主)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以自残、自杀等非理性方式牺牲自我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途径，以期唤醒舆论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左右权利进犯者的舆论压力和坏境，迫使其自我修正或自上而下进行强制性修正，全过程涉及维权主体、侵权主体、权利诉求主体、舆论媒体等多方主体。

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2](P27)私力救济是相对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而言的，它包括请求、自助和自卫等方式。

如上文所述，身体维权的本质，是一种非暴力性、对己性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游离于司法程序以及社会伦理之外的个体正义实现方式，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侵权者、维权者法律地位的强与弱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可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3](P153－154)

身体维权现象中，维权者多是以农民工、司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而侵权者多是以城管、拆迁办、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权力机构。一强一弱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差所显示的权利张力，迫使身体维权者以放弃宝贵的人身权利的激进方式进行自我的权利诉求，这才爆发出身体维权这一非理性维权手段。

(二)维权者对人格权、财产权的舍与求

身体维权主体所欲保全的，多为被克扣的工资、存身立命的房子或伤残赔偿和补助，他们愿意付出的维权成本，却是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这样的反理性的抉择，其原因乃是因为对社会极弱阶层的弱者而言，所涉财产已攸关生存，财产权已抽象为基本人权，重要性与人格权利并无差别。制度无法保护那些在市场大潮中不幸者，使他们深陷困顿面临溺毙的危险。弱者的财产并没优先用于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他们也便失去了身为一个人，身为公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没财产就没权利，也就没有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解释了身体维权现象的反伦理性。

(三)侵权者的内部纠错自觉性与外部舆论影响性

私力救济的急迫性，不容当事人考虑漫漫冗长的司法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对制度维权的不信任，导致身体维权者转而求助社会，以自残的方式影响舆论。舆论的准确发音是身体维权成功的前提，社会导向能帮助社会公众站在弱者方给予侵权者无形的压力。另外，由于身体维权全过程无第三方主体的中立居间裁判，纠错过程往往是侵权主体自我式或自上而下式的纠错，维权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宜黄自焚事件为例，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共发两百多条微博，在其微博粉丝的不断转发下，网上放大效应凸显，并加速了宜黄事件责任处置。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宣布免职。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教授王玉琦说，如此严厉的问责尚无先例，很大程度上是微博与媒体的力量所致。[4]

二、身体维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法伦理观念的混乱

以生命权、身体权为核心的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性权利更重要，这是法律对人类伦理观念在规则上的确认。

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